吃大白菜和看大彩电——青年女工王桂荣的比较心态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中的人

　　吃大白菜和看大彩电
——青年女工王桂荣的比较心态
本报记者 洪天国
王桂荣打开工资袋，动起手指点起票子来。
“多了１２元！”她心中暗自高兴，厚厚的嘴唇微笑着张开。从元月起，这位北京光电设备厂３０岁的青年女工的工资升了一级。
“和那些生产紧俏商品的工厂比，我们厂今年年初平均每人长１０元钱左右的工资，钱数是较少的。”王桂荣穿着一件褪色的工作服，坐在记者面前，毫不掩饰地亮出比别人贫穷些的真相。但当她摘下头上那顶白色工作帽时，语气颇为坚定：“可我们工人们都知足了！”
记者对这位女工快捷的思维转折一下子没能反应过来。倒是王桂荣接下的话茬使记者恍然大悟：“一年前，我们厂穷得连工资都开不出来。长级？谁也不敢想！而且工厂的底子薄，我们工人可不敢想一下子富起来。要不是搞租赁，哪有今天！我们和自己过去比，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能长一级，当然知足！”
很实在！记者心中暗自赞赏王桂荣的比较方法。因为社会上盛行的那股攀比风正刮得人们头昏脑胀呢！
１２元，这点钱能顶什么用呢？记者和王桂荣一接触日见上涨的物价，“１２”这个本来就不大的数字似乎变得更小了。
记者紧皱眉头时却发现王桂荣不动声色。她谈话的口气依然很平稳：“我丈夫也是工人，在五光十色的首都，我们属最普通的人家。要想讲究吃的，就别讲究穿和用；要想讲究用和穿，就别讲究吃。”
也许正是这种自知力，使得王桂荣觉得，“１２”这个数字在表示货币时，也并非一定是很小的数目。
这位青年女工是个治家能手。当她路过超级市场时，并不朝里面投去一瞥羡慕的目光，而是拐进小巷深处的自由市场，再走走街角的国营菜摊，比较一下同一种蔬菜，哪家的价格更便宜些。冬天去自由市场，她也不在价格高得惊人的西红柿摊、青椒摊面前转。她家冬季的下饭菜还是“老三样”（大白菜、土豆和萝卜）。“营养够就行了，”她这样说，“吃鱼，要等过节。快有两年没买高价鱼了。鸡和猪肝，得遇到有探亲访友的机会，才能品尝品尝。您瞧，我两套工作服，穿了好几冬了。我一天要挤两小时的车，白天干活，晚上做家务，忙不过来，所以也不和那些没有经济负担和家务拖累的青年女工比描眼画眉、烫发、穿牛仔裤。”
说这些话时，王桂荣并不觉得自卑。因为回到家中，这位女工可以和自己的丈夫、５岁的独生女儿坐在２０英寸的德律风根牌彩电前轻松轻松。还有那水仙牌双缸洗衣机，可以洗掉全家人衣服上的汗水。
“你们家有电器吗？”头两年，女伴这样问王桂荣。
“有！”她回答。
“是什么？电视机还是录音机？”
“什么机不机的，是电灯！”
两年来的这一变化，王桂荣能不知足吗？全中国十亿人口，有多少家庭能抱走一台德律风根这样的名牌货，还是２０英寸的！
当然，这些电器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王桂荣的节俭持家，才换来家庭的初步电器化。“中国穷，我们工厂也穷，我们家又是穷苦出身，想这么快用上电器，不挤牙缝怎行，反正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王桂荣认为，物质上的贫苦换来精神上的欢乐，值得！
唯一不称心的是这么漂亮的电器安放在１０平方米的阴暗平房里。王桂荣因此特别想房子。“一有住房改革的新闻，我都认真看。”王桂荣说。买房我暂时买不起，即便交３０００元能买到一套二居室的，可这得花掉我们多少年的血汗钱。在这方面，我可比不了那些个体户。就这样住着，先别和人比。按排队，再过１０年，我丈夫可能分上房子。那时我４０岁，能住进二居室的套间，这辈子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