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
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 杨秀峰
中共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所揭发的叛徒刘青山、张子善的大贪污案件，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贪污、盗窃巨额国家人民资财的案件。这一巨案，对于我来说，其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所应负的责任是十分沉重的。
许多人警觉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虽然经过战争的考验，树立过功绩，但是因为他们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猛力侵蚀下，竟腐化堕落到完完全全成为党和人民的无可饶恕的叛徒。同时，许多人也责问着：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参加革命二十年左右的老干部，为什么竟在不长的时间内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富，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人民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
的确，这是令人奇怪的，这也正是河北省人民政府首先是我应该深刻检查与检讨的。
我们已经在河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省级各人民团体以及中共河北省委的帮助下，作了初步分析，并开始对刘青山、张子善所盗窃侵占的国家和群众的粮款，分别采取收回偿还的措施，我们还将在刘、张事件结案后在伟大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作逐步深入的检讨。
为什么河北省人民政府对天津专区刘青山、张子善这样惊人的贪污、盗窃案件长期没有发觉未能及早处置呢？
这主要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特别是我在领导上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极为薄弱，对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的与资产阶级合作但同时又必须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领会极差。由战争到和平，由乡村到城市，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这个变化而来的是有些干部人员在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享受思想在发展，譬如大家比房子好坏，比“大方”、比“阔气”、比设备、本省与外省比、农村与城市比、中小城市与大城市比，总觉得自己的场面不如别人，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又如多报预算、节余不交公、损大公以利小公、强调上级照顾下级、强调全局照顾部门等，追求个人享受风气上升，要求日渐提高，造成了普遍严重的浪费现象。同时，严重的贪污现象也在滋长，甚至有的单位由少数人贪污发展到集体贪污、由隐蔽贪污发展到伙造假账，而在查觉这些情况时还觉得很平凡。这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腐化影响侵蚀毒害的严重。像这些情况以及刘青山、张子善平常铺张浪费，送礼请客“招待如饭店，客人如流水”，领导上不是毫无所闻的，但由于我们领导思想上也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对于这种贪污浪费现象，不是警惕而是麻痹。两年来我们虽然也处理了一些贪污案件，但未能提到高度原则上来加以注意，更没想到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坚决反对。事实证明入城以来政府工作人员中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是很普遍很迅速而且很严重的。特别是供给制思想与腐化思想影响相结合，就发展为“抓一把”的恶劣作风，抓人、抓钱、抓东西，无限制地向公家要求，挪用公款，任意挥霍，习以为常。我们对于这些情况昏然罔觉，或有所觉而重视不足，当然更谈不到掌握和研究干部思想情况了。我们对刘、张事件所以长期不能发觉，第一个要害原因就是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领会极差，放松了从这方面对干部加强思想领导。
其次，我们在掌握干部政策上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干部认识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偏信、偏听”。觉得这些干部过去不错，有功劳，英勇斗争，完成任务，有办法，因而对干部的了解片面化了，未能进一步从下层去了解干部。张子善的居功自傲、欺上压下，有其历史性，我们只偏于看他过去艰苦奋斗的一方面，放松了他居功自傲的一方面；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略了他压抑民主、家长式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只看到完成任务，而未深察是怎样完成的。各专区干部中有“老实人吃亏”的议论（当然这个论调是不对的），这首先是不满意天津专区刘青山、张子善等人蒙上欺下的可耻行为而说的。我们也听到一些舆论，但我总觉得天津专区的灾情重、任务大，所以有意识地照顾他们一些困难。那知这些照顾恰恰发展了他们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刘青山、张子善的压制民主、作风恶劣，到达极点。毛主席曾指示说我们的国家一向缺乏民主传统，要我们特别注意发扬民主；我们对这一点也作得很差。直至现在为止，真正自下而上的人民反映还很不够，像各界人民代表会也是如此，自上而下的贯彻多，自下而上反映少，一方面下情不能上达，一方面我们又未切实注意下面反映，这就充分地反映缺乏民主生活了。像一九五○年冬李克才（过去天津专署副专员）曾要求调动工作，当时如果注意研究追根究底，也会发现问题的，但是却被我们轻轻放过去了。沧县专区有些干部对张子善嚣张浮夸、欺上压下的不正派作风也曾对我谈过，我们对张子善虽也曾进行过批评教育，但终未引起我们应有的警惕。另外，在工作安排上，我们的突击任务很多，注意领导政府干部学习是很差的，某些干部由此滋长了不问政治的倾向。尤其有许多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接受新鲜事物很少，又不爱学习，思想水平提不高，这样就自然不免要变成了狭隘的经验主义者。这也是河北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如不注意解决也将损害着干部。
其三，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还表现在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严重。文牍主义者满足于订计划、看报告、下指示，却疏于检查。遇到报告写得好的就觉得工作好，数字收支相符的就准予报销，而不再作深入检查。天津专区张子善恰是一个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专门伪造证件写假报告的人，譬如上面问干部强迫命令情况，他提笔就写出该专区犯命令主义错误者有若干人；明明国家粮款已被他挪用了，但他的报销册子中还仍旧存有这笔数字；对此我们居然相信了。一九五一年春工中，刘、张自设河工供应站，高抬物价，本府曾经查出，并曾指示纠正，但究竟纠正了没有，未再检查，还仅仅认为是“本位主义”，而未警惕与深察非法剥削企图的本质。我们虽然也有过不少次的检查工作，但接触上层多，接触广大干部和群众很不够，了解情况受到很大拘限。特别像刘青山、张子善之徒亲自布置一套天罗地网、单线领导秘密掌握，借以蒙蔽掩饰罪行，天津地委、专署许多同志对于他的财产赃物都摸不着底，粗枝大叶的检查工作者就更难发现了。他们极端恶劣的家长统治，干部敢怒而不敢言，某些干部虽然不同意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动用公粮，但未敢提出反对意见。直到一九五一年夏季刘、张为调动工作问题，他们卑鄙无耻地谁也舍不得这块“肥肉”，都希望自己留下，对方调走，因而内部发生矛盾、上下左右拉拢、互相排挤，机关生产罪行的秘密才逐渐暴露出来。同时也由于坚持原则斗争的李克才（前任副专员现任专员）最后向上级揭发，罪案才得以揭破。由此可见，天津专区干部中的自由主义也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上面不了解下面情况，下情不能上达，这就大大助长了刘、张罪行的严重发展。
其四，由于我们官僚主义的领导，也由于缺乏严密的制度，在财政上给下面正留了两个很大的漏洞：一是地方粮向由专署及县管理，许久以来，不少地区有挪用情事，甚至有用以从事非法经营者；省府虽曾指示纠正，并于去春规定了地方粮开支办法，但终因我们领导上存在着“重国粮轻地粮”的思想，监督不严，检查很少，未能贯彻。给了下面以滥用的空隙，许多地方从中钻空子。因此张子善凭借专员地位，有权调用，竟窃取至二十八亿九千万元之巨，而省府长期不知道。一是机关生产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机关自理。其资金来源与业务经营政府很少检查，开支更未过问。于是弊端丛生，不少已化为违法营私的防空洞和铺张浪费的挡箭牌。一切无法报销的账目，就在机关生产中解决，助长了贪污浪费。有的负责人单线领导搞鬼，损大公以利小公，公开盗窃，就这样葬送了不少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是突出的典型。今后机关生产如何管理，极须适当解决。财政供给制度不够合理的地方，也是值得领导上检查的。
以上是我从领导责任上对刘、张罪行所作的极不全面的初步检查。我深刻感到我的官僚主义毒害的严重责任，它使国家资财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并使人民政府的信誉蒙受了无可计量的损害！想到这里，万分痛心！事实充分证明了官僚主义是培养贪污浪费的温床。
怎样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呢？最根本的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只有真正发动起群众来，才可以大量揭露贪污浪费的事实。在中央提出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以来，许多肮脏事情都被揭露出来了。所以只要真正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建立经常的民主监督，那些集体舞弊、封锁上级、欺压干部的行为就不行了，领导上的耳目也就聪明了。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件使我大吃一惊，刺痛我很厉害，使我深刻感觉到了自己官僚主义作风之严重。更深刻地感觉到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不仅对贪污浪费分子是沉重的打击，也是对官僚主义者一个严厉的制裁。没有广大群众揭发出来的许多大吃一惊的事实，是不足以刺痛严重的官僚主义者的。这是我个人的深刻教训。因此，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放手发扬民主、批评领导、批评干部，同时，切实有效地开展机关内部的民主运动，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基本关节。
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行民主与法治的教育。必须纠正单纯业务观点，把思想政治教育贯彻到每个工作环节中去。同时，要加强人民监政工作，进一步贯彻了解干部审查干部的制度。过去我们的检查办法是各部门检查互不相关，对各级领导机关总的领导情况（如对专员、县长或政府委员会的工作）却没有人管，或管得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必须解决。
克服官僚主义，还必须坚决反对文牍主义。文牍主义误事很大。最近省府正拟一九五二年会议计划草案，就各部门提出的开会计划看，其中行政会议三十六次，需时三百二十五天，业务会议六十五次，需时四百零八天，总起来全年平均每天有两摊开会。这样将会把上下许多干部牵累在会议上，而不能下去检查了解具体情况。因此，必须坚决缩减会议，一切可缓、可无或无充分准备的会议坚决不开，克服忽视深入检查而专门靠会议、靠指示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作风。
我深深感到我的官僚主义给予国家人民危害的严重性，为严肃政纪，已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请求处分。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