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惠东效应”分析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顾惠东效应”分析
常征
顾惠东，一个文弱的工程师，在南京纺织机械厂欠债达191万元、濒临倒闭时挺身而出，在公开招标中一举中标，出任厂长。承包11个月后，该厂总产值近300万元，利润28万元。
顾惠东成了南京的新闻人物，有人说他“有能耐，有办法”，也有人骂他是“不管工人死活的资本家”，要他“早走早好”。一个厂长的作为，竟然引起如此强烈的多重社会心理波澜，我们姑且称之为“顾惠东效应”，并试着做些分析。
种种心理分析
在企业濒于破产时，人们已麻木了，习惯了，谁也不去深究。为什么在顾惠东承包取得显著效益之后，却众声大哗，逆反心理强烈？这里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涵。
心理冲突——主人身分与租赁承包。在某厂对租赁承包者的严格考评会上，一位老工人当场呜呜地哭了起来，震惊全场。记者围了上去，以为他为这个改革之举所感动，便请他发表讲话。他坦诚地掏出了心里话：“我们在厂里干了几十年，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没想到今天竟把工厂卖掉了！”
一些人总以为租赁承包是“出卖”企业给私人，租赁承包者是“老板”，故心存疑虑、隔阂和戒心。一些人之所以一肚子怨气，感到有屈主人的身分，就是误认为自己干活是为“老板”赚钱的。
一些人做惯了“大锅饭”的主人，对租赁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尚不适应，他们注重从概念上、心理上，而不是从企业经营、财税贡献、民主参政方面去做企业的真正主人。
心理反差——“大锅饭”的温情与承包制的峻厉。关于“顾厂长不关心工人，比资本家还狠”的反映，主要集中在两点上：劳保用品和扣病假工资。
一些人对前任厂领导表露出几分怀念，他们毫不掩饰地对记者说：“以前厂都快垮了，防裂油、雪花膏还是照发，这就可以看出老领导心里有我们工人。”那一年企业卖了一台机床才发出工资，这本属企业耻辱，领导失败的标记。可是它至今仍引起一些人怀念：“老领导真关心我们工人呵！”
老顾承包后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我把那些给每人买一份防裂油、雪花膏的钱，用到奖励对企业作出贡献者，改“大锅饭”为奖勤罚懒。
对扣病假工资反应强烈的人，最有力的根据是“文革”前劳保条例对8年工龄以上的老工人病假半年内不扣工资的规定。可是，“文革”以来出现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情况：真、假病假分不清，连没病的健康人也可以拿到病休半个月的医生证明。
老顾进厂后，作出新的规定：请病假者一律扣工资，依据工龄长短每天扣0.5元至1.5元不等。对于真正因病扣了较多工资的人，则由车间工会给予补助。
在小件车间门口，记者与一群工人交谈、对话。记者认为，没有参加生产的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客观上是没有贡献的，若再参加“分盘子”，那不是从你们每个付出劳动的人头上刮层油么？当然，从人道上应同情患病者，工会补助便是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
吵吵嚷嚷的人群，沉默不语了，似乎接近了这种看法。自然，也有个别人小声嘀咕。
心态失稳——所得利益与劳动贡献。老顾推行层层承包，任务指标定到个人，实行工时考核，工资浮动，多劳多得，奖金不封顶。在分配档次上，坚持了奖励第一线工人的原则。1987年10月小件车间75名有考核的工人，36人奖金在40元以上，16人被扣工资。而厂部职能部门干部以及二三线工人，则是拿基本奖金，每人8元。
但是，还是有人不满：“是我们一线工人干活，出产品，养活了全厂近800号人……”
应该指出，那些哇哇直叫的人，确实是坚守岗位，认真干活的。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生产及效益的估价，以及期待的报酬，却与企业经济承受能力往往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在社会物价不断上涨的刺激下，消费欲望及其水平迅速提高呈超前于生产发展、经济增长的趋势。于是，他们的心理天平倾斜了！
人格与商品经济冲击波
按租赁承包合同规定，顾惠东第一年可得奖励1.5万元。人们的眼光既盯住这笔钱，也盯在顾“老板”身上。顾惠东也无法回避，他多次表示：“这笔钱，我不拿，我不要！”
老顾诚挚地对记者说：“我来搞承包，是为了试试自己究竟有没有能耐，自己的价值如何。知识分子的价值，并不是几万块钱可以买到的！”
老顾追求的是事业，不是金钱，这体现出他崇高的精神境界、美好的情操与品质。但是另一方面，是否也是面对着当前仍十分强大而顽劣的传统社会习惯与心理，不得不作出的妥协性、自我保护性的退让呢？
中国人有一个奇妙的传统心态：个人利益最少，人格形象才能高大，一旦你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哪怕是个人获得微利，你的人格便立即受损。假如老顾承包失败，按照承包合同书便倾家荡产，甚至坐班房，人们可能会说：“这是应该的，合同书上的白纸黑字写着么！”但是，现在是老顾成功了，他若按照合同书领取应得的那份报酬，那么他日后必将陷入窘境，步履维艰。
阻抗因素——“利益差异”。从工资发不出，到每月几十元奖金，个人收益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然而一些人心里盘算着：辛辛苦苦地干，拿的只是“零头”，他顾老板一下子就是上万元。
甚至有人还振振有词：“厂里经济效益好了，是我们一线工人干出来的！你顾老板本事再大，还是我们来养活你。”
他们总是习惯地认为只有生产产品“硬件”的体力劳动，才创造财富，而把技术、决策、管理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起来，并把对企业起主导作用的“软件”劳动成分排斥在价值创造之外。实际上，在企业家和工人构成有机体的企业里，他们是互相依存、共同创造新世界的一个整体。
振荡因素——“中间缝隙偏移”。应该承认，纺机厂的广大中层干部、职能部门是与新厂长同心同德，同舟共济的，发挥了较好作用。
但是，某些内在因素又造成了“心理振荡”——
“你厂长干两年就走，我在这个企业却是要呆一辈子的。我们夹在中间缝隙里，对上对下哪头也不敢得罪啊。”
“得罪你厂长只是两年的事，得罪工人，那就是一辈子啊！”
一个企业整体，上下两头之间，中层的传递、粘接作用，开始出现了缝隙、偏移……
实行企业的租赁承包，打破“大锅饭”，打破了一个旧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也打破了原有的一个稳态心理系统；另一种亚稳态心理却趁着改革的缝隙钻渗进来。如何进一步完善改革，改革社会心态，则是改革的一个严峻课题。
（原载《科技日报》本报作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