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天的大树长青——怀念周恩来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参天的大树长青
——怀念周恩来同志
张光年
我的起居室里，悬挂着一个条幅，遒劲的行书录写出一首五言绝句：“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这情致委婉的诗句，是青年周恩来旅居日本时的作品，表现了他对祖国对亲人的深切怀念。前年我在东京应邀赏樱时，默诵这樱红柳绿的诗句，更体会到它描写得何等恰切，何等洒脱而意味深长，无疑地是可以长期流传人间的佳句。青年周恩来很有诗才，这是大家知道的。我说的这张条幅，是青岛的一位业余书法家修德同志写的。五年前我在青岛疗养院养病时，他写了装裱了，托友人刘知侠同志转赠给我。五年来朝夕相对，过目默诵中也寄托了我的无尽的怀念之情。
他的右臂果然医弯了
我开始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38年春天的武汉。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始形成，以郭沫若同志为首、包括大批进步文化人参加的、主持抗日宣传工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已经成立并开展工作，有力地推进了武汉三镇的抗日热潮。我当时是第三厅艺术宣传部门的一个年轻工作人员，协助田汉、洪深同志从事十个抗敌演剧队的整编和集训。第一次见到恩来同志，也是在武昌田家会客室里，谈的也是演剧队问题。第三厅的工作，是由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可是除了会议中和听他作报告外，我同他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后来接触较多、能够多次听取他的教益的，是1940年在重庆时候。这年5月，听说恩来同志从苏联治疗骨伤归国、经延安回到重庆，我急切地请冯乃超同志带我到曾家岩去看他。相见之下，他问我的膀子是否治好了，我问他的骨伤治疗得怎样。原来，1939年1月，我在晋西游击区堕马受伤，左臂关节粉碎性骨折，在延安没治好，5月被转送成都。成都的医院要给我安假关节，但至少要在半年以后。我等不及，稍后来到重庆。因此我的左臂一直是伤残僵直，可也习惯了，不去管它了。那时西医骨科大夫治关节伤残的原则是：腿断医端（虽不能弯，可以步行），手断医弯（虽不能伸，可以写字、穿衣、吃饭）。恩来同志是1939年6月在延安堕马受伤的，伤的是右臂关节。他去莫斯科得到周到的医治，可是右臂果然医弯了。那时他一直记住大夫的叮嘱，有空时便用左手将右下臂向外向下推摇。他说：“我这样每天练练，过些时可以慢慢恢复。”全国解放后我才相信：我们都耽误了。要是新伤不太久就求教于西安或成都的专治跌打损伤的老中医，本来是可以治好的。
从恩来同志回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后，直到次年2月我离开重庆前，我在恩来同志和乃超同志领导下工作。那时我除参加第三厅（后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一部分工作外，还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些活动。恩来同志要沙汀、叶以群和我组成一个小组，以沙汀同志为组长，进行文艺界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文协、老作家间进行一些沟通和联络的活动。这样，我们三人每两周到曾家岩向恩来同志请示汇报，主要是听他谈论政局发展情况，党中央和南方局有关统战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示。在重庆时候，常有幸听到恩来同志在文化界的大型或中型会议上作有关国内政局、战局的报告，有时是文化问题的讲话。他把新鲜的材料与观点接合得那么好，把党中央的声音阐述的那么深切，那样精确的记忆力、逻辑性、雄辩性和强大的说服力，使人听了解渴，增强了艰苦奋斗的信心。而在曾家岩（有时也在天官府郭老的会客室）的亲切谈话，更使人感受到党的温暖。几十年过去了，有些事情记忆不够确切，但是皖南事变后的一段切身经历，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
皖南事变后一段切身感受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时局险恶，重庆笼罩在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气氛中。去延安的路不通了。南方局和恩来同志正帮助文化界人士疏散到香港和东南亚其它地方。一天下午，恩来同志的文化秘书张颖同志找到我，说组织上得到确实的消息，一份特务机关的黑名单里，我的名字下面括弧中有“捕杀”二字。估计一时还不会动手，但必须疏散出去。第二天，乃超同志陪我去曾家岩。当时我所熟识的几位同志都准备去香港，我也想去，那里熟人多些。恩来同志对我说：“你不去香港，你去仰光。那里人少，需要一些同志去开辟工作。”我说：仰光在哪里，怎么去法，我都不知道。意思还是想追随熟人去香港。恩来同志并不正面做说服工作，而是递给我一封为我写的介绍信。信是写给昆明云南大学农学院一位胡教授的（恕我记不住这位教授的名号了），用的是国民参政会的信封，信封的下款落了个“周”字。一张国民参政会的八行信纸上，用颜体行楷（不知是哪位同志毛笔誊写的）疏疏落落写了几句“请予照顾”的话。信末的署名是一个“沅”字。恩来同志解释说：这位胡教授是他中学时候的同学，后来也到法国勤工俭学，私人感情是很好的。胡教授后来走上岔路，离开了党，离开了政治生活，可还是个好人。“1937年，他跑到延安找到我，说是别的干不了，要是有同志到昆明需要帮忙的，他一定尽力而为。他到延安，也为表明这个心意。你看，这还是很好的吧？你到昆明，他要替你找住处，找车子，帮助路费，你都可以接受。”我见恩来同志亲自作了这样的安排，就没有二话可说了。
我从重庆到昆明的旅程，充满了艰难险阻，这里不说了。到昆明后，赵沨、李凌同志陪我去看望过云大的胡教授，带去了恩来同志的致意问好，可是并没有接受他的热情帮助，因为经过别的渠道，找房子、找车子这类事情都已得到解决，就不用麻烦胡教授了。
恩来同志对于原属第三厅、一直在我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孩子剧团的同志们，也是关怀备至的。我还记得，皖南事变后不久，文化界开始疏散的时候，我到曾家岩去。恩来同志见到我，高兴地说：“昨天把孩子剧团一批人送走了，这是（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的最后一趟车，这下放心了。”在江南和西南活动的几个演剧队的党组织，自抗日战争后期到全国解放前夕，遇事都能向南方局汇报，在关键时刻得到恩来同志的指示。我印象较深的是日本投降后援救剧宣二队（即原来的抗敌演剧第三队）一批同志出狱的事。1945年1月，剧宣二队的十几位同志在山西被阎锡山的特务机关逮捕，他们在狱中进行了非常艰苦而又机警的斗争。该队派代表到重庆，得到恩来同志的指导，徐冰、乃超等同志的帮助，重庆新闻界、文化界的声援，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斗争，趁1946年3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行赴太原视察的机会，由前政治部长张治中出面说情，终于得到释放，后来分批撤退到华北解放区。
1948年，恩来同志从河北平山写信给来到正定的二队诸同志，祝贺他们胜利归来。信上表扬了二队的党支部，勉励同志们总结经验，加强学习，继续奋斗。这时我也从邢台来到正定。恩来同志要钱俊瑞同志转告：我和二队同志的工作，以后由周扬同志来安排。
对文艺建设的细心关怀
全国解放后，万端待理。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的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同志，比重庆时忙碌许多倍；但他对党的文化、文艺事业，还是关心爱护，不遗余力。文艺界不少同志，对此都有深切感受。
我于1951年初调到文化部艺术局，和周巍峙、马彦祥等同志一起，协助沈雁冰同志、周扬同志、田汉同志在戏剧建设方面做些事情。文化部面临着在旧基地和战时体制的基础上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新体制的任务，头绪纷繁。我接触到的，首先是改编文工团的任务。文化部要把首都和各省、市、自治区数以百计的综合性的文艺工作团（部队文工团另议）改编为人员精干、任务明确的正规化、专业化的剧院和剧团，把原来的一些戏曲剧团也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以整编，这在当时是文艺战线一项重大的体制改革，牵涉面相当广，有些同志一时想不通。（“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些人在小报上连篇累牍地控诉周扬、张光年“扼杀了文工团”。这又当别论。）也有些地方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同志，过去战争时期，一直习惯于运用文工团的戏剧、音乐、美术、曲艺等多种方式来宣传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这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他们不大赞成改编文工团，怕“违反了工农兵方向”。而刘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重视这次的改编工作。少奇同志说：“再不能让这些年轻娃娃们天天打腰鼓了。学不到一项专业，长大了会埋怨我们。”（大意）恩来同志多次听取文化部的汇报，提醒多做思想工作。他一再把参加文工团工作会议的各地有关负责同志邀到中南海，针对一部分同志的思想顾虑，舌敝唇焦地进行解释说服工作，直到这项任务顺利完成。
当时文化部还有一项建设性的繁重任务，就是根据党和行政院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把戏曲改革工作纳入正轨。当时有些地方，对旧戏曲的封建迷信与色情的糟粕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更普遍的是乱禁乱改，以左倾幼稚病的、反历史主义的态度，把一些优秀艺术遗产改得面目全非，引起艺术界和广大群众的反感。对前一种现象，不得不采取有限的行政措施。对后一种乱禁乱改的现象，必须动员舆论，进行大量的说服工作；而鼓励和推广那些“推陈出新”搞得好的经验和范例，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经过层层的准备和选拔，文化部1952年在首都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是开国后文艺界一大盛举，对后来的戏曲工作有深远影响。对这件事，恩来同志是抓得紧的。他在事前作了一系列周到的指示，会演时候，大部分剧目他都看过了，许多演员他都会见过了。我记得的是，那时每场戏给他在第三四排留四个座位。大约开演后五分钟（事忙了来得晚些）他偕随员静悄悄入场，中间休息时和闭幕散场时，他稍为提前退场，为的不影响剧场秩序。他总是步履轻捷。等到前排观众在暗光下认出他来，他已经退场了。
极度的辛勤劳动之余
回想五十年代前期，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年轻的，精力旺盛的，中南海是彻夜灯火通明的。影响所及，党中央和政务院各部委的高级干部也习惯于夜间工作，准备随时愉快听从中南海的召唤或电话的指示与询问。我曾多次列席恩来同志邀集的夜间谈话（或曰凌晨小会），敬陪末座。谈得晚了，有服务员送来热毛巾，热腾腾的肉包子（每人两个），或者都到后面餐厅，每人吃一大碗肉丝面。我不只一次看到，恩来同志将头斜靠在躺椅椅背上，用一条条冷毛巾轮换敷在额头上，用来抑制头昏脑胀。看到这样子，大家说今天不谈了。但是不行，还是要继续谈下去。我列席这样的夜间谈话，首先在思想上得到教益，同时也意识到，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是可以随着革命责任感的极度增强而开掘不尽的。这对我也是精神感召的力量。
我无意把恩来同志描写为苦行者，拒绝片刻休息的人。除了看电影，他还是喜欢看戏的，看完了也同导演、演员们谈谈。首都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艺术剧院及其它剧院的艺术家们，可以写出若干篇生动的回忆。我还记得，1954年5、6月间，我随阳翰笙同志率领的一个文化代表团访问波兰，适逢周总理也去波兰，我们在华沙的中国大使馆见到他。当时我们一行人——阳翰笙、柯仲平、吕骥、蒋天佐和我都穿的深蓝或褐色中山服，周小燕也穿着朴素。一见面，总理就笑着以埋怨的口吻批评说：“一堆乌鸦！一堆麻雀！”大家给他留出座位，他坚持不肯，一定要把吕骥和周小燕拉到上座。刚谈到我们代表团的日程，他问：“你们到古城里那家中世纪的酒店喝过枣酒吗？”答曰：还没去。这又惹来批评了：“还是文学家和艺术家哩！那是过去波兰诗人、作家常去的地方，是很有风味的。”可见总理已经去过了。第二天，我们遵嘱拜访了这家重修后一切都恢复18世纪原状的小酒店，坐下来静静品尝那别有风味的枣酒。我拾起这些零星回忆，为的说明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普通人，他是平易近人的。他也想有时休息头脑，跳跳舞，品品酒，逛逛公园，可是这样的机会太少了。
回忆“反左”、“文革”时
进入1957年及其以后的风风雨雨的年月，我能写些什么呢？我只知道，这期间涉及文艺界的许多事情，他很少插手。插手了也没用。例如1961年意在纠“左”的广州会议及《文艺十条》（我只赶上参加《文艺八条》的起草工作），有什么实际作用呢？到了1965、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前夕针对“四条汉子”的文艺整风，就干脆不让插手了。张春桥狂妄地叫喊：“我们上海有些演员是通天的。这次希望中央的同志不要管！”他指的是赵丹、黄宗英、张瑞芳等同志，他们常来北京，星期天有时应邀到周总理和邓大姐那里作客。张春桥等对这些同志视若眼中钉。
这里，我补记下一件事情。1957年夏天，反右派刚开始，一天下午，我随周扬同志去中南海。恩来同志要我们试提划分右派的标准。他举出喜欢放言高论而又常讲错话的一位党外戏剧家为例，问我们此人是否属于右派。我说我刚在《戏剧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这位同志的错误言论，题目上写明是同志式的辩论，通篇还称他为同志。恩来同志说，他刚看过这篇文章。我说，我所以这样写，因为我认为单凭这类严重错误的言论，还不宜划为右派分子。我主张把有右派思想、右派言论的人同那些不但有右派言论、而且有组织、有活动的人区别对待。对前者，批判他的右派思想。对后者，划他为右派分子。周扬同志是知道我这些意见的，也说这个意见可取。恩来同志对我说：“你这个意见很重要，可以避免扩大化。”可是，这次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反右派运动发展迅猛。不但那位戏剧家很快被划为右派，而且不少言谈错误比他轻得多的，也作为右派处理了。我再也不曾坚持原来的主张，而是背叛了自己的主张，积极参加到那个反右扩大化的行列，混淆了两类矛盾。等到“四人帮”倒台，周扬同志从监狱里被放出来，我第一次到中组部招待所看望他的时候，回忆到1957年的这段旧事。周扬同志说：“总理当时赞成你的意见，我想他会反映这个意见，为什么没有下文呢？”我说：“当时恐怕是听不进去的。”
“文革”十年中，我根本见不到恩来同志，只听说他处境困难。他这棵参天大树，总想尽可能多多荫蔽一些遭到狂风暴雨袭击的老同志，而大树本身也成为袭击的对象。那时，“四人帮”通过他们掌握的“中央专案组”，千方百计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或托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也不只一次认真地想到死。逢到这个时候，我心里想，恩来同志是了解我的。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这个思想，支持我咬牙渡过了险关。哪里知道，文艺界一些好同志，越是周总理和邓大姐想要保护一下的，越是遭到那般暴徒的仇恨。才华横溢的话剧艺术家孙维世同志的惨死，即其一例。我后来知道，恩来同志不只一次在某种会议上说过：“张光年，我是了解的。”大约1973年春天的一次，当时听到传闻的同志，甚至到我家里来道喜，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四人帮”倒台后，我听指挥家李德伦同志说：江青要求中央某团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从头到尾改写一遍，要他带一个小组来干这件事情。这是个苦差事。好容易搞出来了，也开始练唱了。他心里想，这件事无论如何得报告周总理。他托人抄出一个大本子，一边是原词，一边是改填的新词。他亲自送去。恩来同志皱着眉头翻阅。翻到他熟悉的《保卫黄河》，生气地说：“‘风在吼，马在叫’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改成‘红旗飘，军号响’？要改，也让原作者自己来改嘛！”李德伦汇报说：“原作者在湖北咸宁的文化部干校劳动。”周总理说：“可以让他回来嘛。”我那时当然回不来，而且还为《黄河》歌词的“罪行”遭受批斗。我把这个插曲，在这篇回忆文章里也记下一笔吧。至于参加集体改词和参加批斗的同志，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早就说这棵大树不能倒，倒下时必然地裂山崩。周恩来同志的死，邓小平同志的蒙难，一批开国元勋的惨遭折磨，直接引发了浩气凌云的天安门事件，导致“四人帮”的灭亡。1976年1月，我和文化界的一批劫后余生的同志，悲愤填膺地向恩来同志枯瘦的遗体告别。事后写了长诗《惊心动魄的1976年》，在首都体育馆万人大会上朗诵。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文艺界的同志们，无论在工作顺利时候或不顺利时候，对恩来同志的怀念是久而弥深的。我们心上的参天大树，是久而长青的。我在这个年初写下这篇，就不仅是表达我个人的崇敬和哀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