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忆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片断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
——忆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片断
聂荣臻
周恩来同志是现代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留法勤工俭学时期起，我们就一起共事。1988年3月，是他90周年诞辰，特以本文寄托我的缅怀之情。
（一）
本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学生中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恩来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1920年12月，恩来到达法国。他在勤工俭学生中有很大影响，我早闻其名。
恩来到法国后，没有做过工，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写通信，靠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他可以说是位职业革命家。早在国内，他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其它进步学生运动，已经成为有强烈社会革命愿望的青年领袖。所以他到欧洲后，与一般勤工俭学生不一样。他对我说，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恩来以记者身份出现，行动方便。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他可以到处活动，与华工、勤工俭学生、外国工人、学生等广为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对他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大有好处。
据资料记载，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他给国内写了50多篇通信，共20多万字。这些通信，详尽报道了欧洲的政治形势，工人运动状况，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生活、斗争等情况，在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2年3月以后，恩来与赵世炎等同志一起，致力于建党建团活动。他是位讲求实际的人，对任何事情决不盲从，在欧洲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各种社会思潮作了反复比较。经过比较，觉得只有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才能解决人类和中国求解放的问题。1921年，他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天，他在德国与几位同志商量，勤工俭学生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许多人革命热情很高，有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基础，从团结教育青年方面讲，也有这个必要。于是，他们就写信给赵世炎同志，请他出面筹备。在世炎、恩来等努力下，1922年6月，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
在“少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赵世炎为书记，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1923年2月，由于世炎要去莫斯科学习，恩来接替他任书记。从此，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旅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党团活动，是我党初期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来在这方面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
恩来领导党团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了坚决斗争。因为我们组织得好，人数较多，又握有真理，这些斗争都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
1922年8月，旅欧“少共”创办了《少年》月刊（后改名《赤光》）。恩来是主要领导人和撰稿人。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说服力强，论战中常使对方无言以对。
因为无政府主义在青年中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第一个论战的目标，就对准了无政府主义派。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章中，都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说，离开了阶级斗争，高唱真善美，要求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根本行不通，对青年毒害很大，要革命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除了写文章而外，他还经常作为团组织的代表，与无政府主义派进行面对面的辩论。
恩来立场坚定，才思过人，口才雄辩，说理透彻。我多次见到他把对方批驳得哑口无言，甚至有的还为他的演说鼓掌。由于恩来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到1923年底，我们终于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其中一部分人还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像陈延年、陈乔年同志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以后，恩来紧接着领导我们向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展开进攻。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恩来在文章中，在说理斗争中，反复举例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为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说，我们的第一步，是搞革命的三民主义，“打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完前面第一步以后的问题，像人走路一样，没有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走第二步的。恩来的上述论点，驳得国家主义派理屈词穷，其中有些人有所觉悟，改变了立场。
（二）
大革命时期，我与恩来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一起工作。
我到黄埔军校，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恩来指示我，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他还向我介绍了左派“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要我们积极指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我和鲁易、熊雄等同志根据恩来的指示精神工作。
当时的黄埔军校，为北伐培养了大批军官。这其中，恩来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对我们党施展了第一个大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恩来和大家在一起议论，都非常气愤，一致主张给蒋介石以反击。恩来作了具体分析。我们都同意恩来的分析。恩来说，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我们在紧张中等待党中央的决策。过了几天，恩来向军委的几个同志传达，说陈独秀决定向蒋介石让步。于是，我们被迫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无疑是我们党的一次重大挫折。但恩来在这一事件中的头脑是清醒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按他的意见办，那当时的中国革命，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中山舰事件”后，恩来被免去了在第一军的职务，我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在恩来领导下，专门从事区党委军委的工作。不久，军委以主要精力为北伐战争作准备。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为进行北伐途经广州，恩来要我跟他一起去独立团，召开了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会上，恩来讲话，分析了形势，指明了任务，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身先士卒，使独立团完成好北伐先锋的光荣使命，并且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鼓励大家。这期间，恩来还常召集各部队的共产党员布置北伐任务。他作为区党委军委负责人，协助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制定了北伐蓝图。
恩来没有直接参加北伐，但他为北伐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北伐的胜利，同样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1927年3月，恩来与赵世炎、罗亦农同志等一起，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恩来起草了致中央的意见书，建议中央推动武汉国民政府令北伐军东征讨蒋。可惜这个意见未被有关各方重视，中国革命再次失去了胜利的机会。
（三）
1927年5月，我与恩来由上海同赴武汉。7月中旬，在一次中央常委会议后，恩来回军委连夜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5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据此，结合当前的形势，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恩来说，为使起义能顺利进行，做好准备工作很重要，决定由贺昌、颜昌颐同志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先到九江做起义的准备工作，通知部队中连以上党员干部，做好起义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什么时候行动，要等中央最后通知。他说话时态度严肃，语调坚定，给人以强烈的紧迫感。7月26日，恩来到达九江，对我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由他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起义总责。在恩来等领导下，8月1日南昌起义取得了伟大胜利。
南昌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一路上与钱大钧、黄绍竑、薛岳等军阀部队打了几仗，其中最激烈的是第一次会昌战斗和后来的汤坑战斗，敌我伤亡都很大。汤坑受挫后，我和叶挺赶到流沙，找到革命委员会，见到了恩来。他当时正在发高烧，昏迷中，仍在高喊“冲啊！冲啊！”他那高昂的革命精神实在感人。我们正在开会，敌人冲来，把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冲散了。恩来病重，我和叶挺两人只有一支手枪，紧紧护卫着他。我们不会讲当地话，又不熟悉情况，我找到杨石魂同志，要他一定负责，护送我们去香港。杨石魂找来一副担架抬恩来，先把我们隐蔽在老乡家里，后来又找到一条小船，恩来、叶挺和我，就由杨石魂护送到了香港。
南昌起义最后失败了，这里面有历史的和主客观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恩来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中，有坚定的武装斗争思想，向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勇敢地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这是很宝贵的。南下途中某些指挥上的失误和三河坝分兵，主要的责任不在他，事后他向中央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这种精神同样是十分可贵的。
（四）
1928年到1931年，我从事了4年艰险异常的白区斗争，又数度在恩来领导下工作，有几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1928年初，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李立三同志错误地处分了大批参加起义领导工作的同志。引起大家强烈不满。三四月间，恩来代表中央到香港重新作结论，实事求是地从主客观方面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做法，得到同志们拥护，我也是衷心赞同的。
1930年5月，我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恩来当时正在苏联。8月，他回到上海，立即为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而紧张地工作。不久，我又调军委作恩来的助手。9月下旬，他与瞿秋白同志一起，主持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作出决议，批评了李立三要组织全国总起义，以及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列席了这次会议。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
1931年4月，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严重事件。我得悉钱壮飞同志报告的消息后，深知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我见到了邓颖超同志，把情况告诉了她。当天，恩来与陈云同志商定了对策，就领导军委和特科的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几位同志，分工负责，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机关和负责同志的住处都搬了家。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顾顺章指引特务来上海搜捕时，一一扑空。
1931年春天，我们陆续发现各苏区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到处在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所谓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我们向恩来作了汇报。他同意大家的看法，并向中央写信，建议予以纠正。中央接受了恩来的意见，通知各苏区注意。此后，各地逐步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2年1月，恩来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对中央苏区在这方面的错误，再次提出了批评。恩来善于听取意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由此可见。
在我党历史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起了关键性作用。会后，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此后，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具体化为周密的军事部署，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
全国解放后，我抓科学技术，抓突破“两弹”的工作。这方面，在毛泽东同志的决策下，恩来直接领导，他坚决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国的导弹、原子弹，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所以能够迅速研制出来，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恩来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公认，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50多年来，我耳闻目睹，恩来的革命品德，感人至深。他无限忠于革命事业，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夜以继日，不顾疲劳，不顾安危，兢兢业业地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功盖日月，但从不居功自傲，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总是谦虚豁达，从善如流。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既讲策略，原则又十分坚定。恩来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无论国际国内，许许多多复杂棘手的重大问题，艰险异常的困难环境，他都能应付自如，处理得恰到好处，深受国内外政界领袖人物的好评，甚至连许多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对他的才华赞叹不已。他善于团结同志，热情关怀，从不粗暴待人，与他接触，大家都倍感亲切，受到衷心拥戴，成为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
（原载《不尽的思念》一书，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