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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垂青史 风范育后人——《周恩来书信选集》介绍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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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8-03-05
第4版(纪念专刊)
专栏:

业绩垂青史 风范育后人
——《周恩来书信选集》介绍
镡德山 杨增和 梁翔踪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诞辰9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书信选集》出版了。这是周恩来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恩来书信选集》,选入了1918年4月至1975年7月,周恩来写给国内外、党内外人士和亲朋故旧的书信300封,绝大多数是首次公开发表。这些书信,有党的档案管理人员在当年的白色恐怖下或纷飞的战火中,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有受信人视为家珍精心保护、收藏了几十年的,还有10封写给邓颖超同志的,是邓大姐亲自从她珍藏的信件中选出来的。
这些书信,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周恩来一生中各个主要时期的活动、言论和主张。从这里,既能看到他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不息的思想历程,又能看到他在创建新中国的艰难征途上留下的历史足迹;既能看到他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日夜操劳的情景,又能看到他在十年动乱中力撑危局的不懈努力;既能看到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与忠诚,又能看到他对友谊、爱情、家庭和亲属的态度,以及他的思想作风和革命情操。书中还有900多条注释,对信中涉及到的人物、事件和有关背景情况,作了扼要而翔实的介绍,其中不少是经过多方调查核对才弄清楚的。一
从1918年到大革命时期的书信,选入20封。这些信,清晰地展现了周恩来由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并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的前进历程,也留下了他在旅欧时期参与创建共产主义组织和归国后投入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记载。
《书信选集》的开卷篇,是周恩来怀着寻找救国真理的强烈愿望东渡日本将近半年以后,于1918年4月3日写给留美南开同学冯文潜的信。当时,周恩来经历过一段苦闷和曲折的探索过程,后来受到进化论的启发,相信世界是合乎自然地不停息地进化的,弃旧图新才是正确道路。这使他追求新思潮的愿望更加强烈和迫切。所以,他在信中说:“左右居美,所得宏深,甚盼时有以示我,新思潮尤所切望”。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一到天津便投入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并和南开的校友们发起了反对接受卖国贼曹汝霖等向南开捐款和让曹汝霖当校董的斗争。对五四运动和这次斗争的感想,他在1919年5月致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中,作了明确而深入的叙述。由于领导学生爱国运动,他在1920年1月29日遭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他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萌发了革命意识。当年6月8日和7月1日在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中写的两封信,反映了他在狱中的思想活动。出狱三个月后,他远渡重洋到了欧洲。在旅欧初期,他写给表哥陈式周的信和写给南开时的老师严修先生的信,是研究周恩来早期思想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献。1921年1月30日,他在致陈式周的信中谈到旅欧的主要意旨,并对英国式的渐进改革和俄国式的暴动成功进行了比较,提出在我国“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同时也表示,自己对于一定的主义一时还不敢认定。在2月23日写给陈式周的信中,认为“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并提出了改变这种状况的主张。这些信,使我们看到,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庄严使命感的热血青年——周恩来,在孜孜不倦的探索中,对所接触到的各种主义,正在严肃认真地推求比较,一次巨大的思想飞跃,正在孕育之中。
周恩来在英国对工人运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到法国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感性的认识与理性的思索相结合,大大加速了思想发展的进程。在1922年3月的信中,他郑重声明
“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同一个月里写的另一封信中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在1921年走完了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最后一段历程,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在旅欧时期,周恩来参与创建和领导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和他回国后投身于大革命,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的情况,也分别由当时的书信反映了一些侧面,表现出年轻的革命家,正在时代的大潮中搏浪前进,锻炼成长。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书信,收入了23封。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肩负起历史的重任,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中央工作。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保留下来的个人书信较少。1931年12月他进入苏区后,为指导各方面工作,写下了不少书信。其中,有的反映了他为纠正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所作的努力;有的记载了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他提出发展游击队,不能“拉夫”和“指派”,要让群众志愿参加;他主张对在旧政权中任过职的人员,要正确对待。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贯彻党在瓦窑堡会议提出的新政策,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周恩来给各界人士写的信,《书信选集》收入14件。这些信,虽然都是讲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同一主题,但感情色彩因人而异,语言分寸各有区别。写给张学良、张伯苓等人的信,情恳意切,肝胆照人;写给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等人的信,披陈利害,恳切开导;写给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的信,则纵论时局,开诚敦促;而写给蒋介石的三封信,则正气浩然,率直规劝,劝其“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这个时期他与党内同志的通信中,也有许多深刻的见解。比如,1937年2月致张闻天和毛泽东的信,对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他提出了“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表明了他在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而写给任西北军团长的秘密党员阎揆要的信,则提出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战线“不要悬格过高,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又表现了他运用策略的灵活性。三
抗日战争时期的书信,选入60封。主要反映了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同国民党谈判,为维持国共合作、巩固统一战线所作的艰苦努力,和他作为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为发展壮大抗日力量而广泛活动的历史情况。
抗战八年,国共谈判一直时断时续、时紧时松地进行着。《书信选集》中收入的致蒋介石、宋子文、徐永昌、张冲等人的信,反映了两党中央一级的谈判;写给阎锡山的信,则是他在这个时期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的一例;有的信反映了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表现的大智大勇和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使我们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团结的立场,博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使国民党不敢公开破裂,从而使国共两党的关系度过了又一次难关。
周恩来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大军,努力唤醒国统区人民的抗战意识,使抗日力量如百川归大海,汇集成抗日救亡的汹涌怒涛。《书信选集》中收入的他在这个时期写给郭沫若的十几封信,留下了他们共同战斗亲密往来的历史足迹。这里既有他们为更好地发挥政治部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作用,团结更多文化界朋友,搞好抗日救亡宣传,彼此交流看法的通信,又有约友聚会或奉答嘱办之事进行情况的便函;既有对郭沫若创作的剧本字斟句酌的商讨,又有对历史研究学术观点的坦率商榷。诵读这些书信,可以看到两位战友在共同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在文艺及学术园地里共同探讨的动人情景。
抗战期间,周恩来为动员各种力量为抗战服务,写了不少信。如致曹云屏、熊任远、杨明等人的信,是介绍烈士亲属去延安的;写给王冠珊、沙志培的信,是推荐进步青年参加抗日工作的;写给廖承志、潘汉年的信,反映了他对文化界人士从香港撤退和安全转移的直接关怀和周密安排;还有致黄炎培、张雪澄、范长江、吴克坚、陆诒、艾青、吴伯箫、姚仲明、陈波儿等人的信,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为动员一切力量为抗战服务所作的努力。
抗战时期,周恩来所进行的国际交往,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以后的外交工作和外事干部的培养,也有深远的影响。《书信选集》中有几封信反映了这方面的活动。四
解放战争时期的书信,选入77封。主要反映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民主、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和领导国统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推动各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为实现和平民主而斗争的情况。同时,也记载了他转战陕北和为筹建新中国而努力工作的某些历史侧面。
为了争取国内和平,1945年8月28日,他随同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以后,又分别致书蒋介石、孙科、吴铁城等,反对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提出扭转危局的办法。同时,为吁请各方共同行动,反对内战,他还写了致张澜、张君劢、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蒋光鼐等许多人的信。他在斗争中真诚关心党外朋友的情况,在信中也有不少反映。如在1946年6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他提出:“时局一旦突变”,“民盟及进步分子亦必分批的向解放区输送,以免遭国民党之毒害”,希望做好安排接待;6月29日又写信慰问在下关惨案中遭受殴打的马叙伦、张絅伯和陈震中、陈立复等人;在11月17日写给郭沫若、于立群的信中,希望他们对民盟给以鼓舞。这些信,在团结各界力量,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时期,他的国际交往面又有新的拓展,《书信选集》中选入了14封写给外国友人的信。1947年2月16日写给美国黑人朋友菲利浦·B·道宁的信指出,“世界的趋势是走向民族及种族平等”;2月20日写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信,指出她所作的宣传中国的工作,“是我们的外国朋友所能做的最美好的事情”。另外,在几封党内通信中,还从战略上提出了要加强国际问题的研讨。
从陕北转战到建国前的书信,有的反映了他指导扩军工作的正确观点,要求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有的反映了他对伤病员的关怀;有的体现了他对军事情报工作的关心;有的记载了他为解决财经问题提出的建议;有的则记录了他在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军队开展的政治攻势。1949年2月以后,写给马叙伦、许广平、李济深、宋庆龄等人的信,反映了他直接关心和具体安排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由南方北上、陆续到北平参加筹备新政协的那段历史。他在致宋庆龄的信中说,“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充分表达了我党与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的真诚愿望。写给毛泽东、胡乔木、邓颖超等人的信,则反映了他为筹建新中国而紧张工作的情景。五
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书信,选入97封。他同党内负责同志的通信,占这个时期入选书信的大多数,其内容多数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既反映了他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安乐幸福而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情况,又记下了他为探索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的许多重要主张和思想观点。
在1951年写给王震、赛福鼎·艾则孜等人的信中,提出了根据国情和勤俭节约搞建设的思想,要求“根据我国目前财政情况及需要,只能因陋就简,在能用得上的条件下来设计”建设工程。在1952年写给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信中,表达了他对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的看法,主张不能忽视业务工作,并根据国民经济恢复的情况,及时提出“拟将工作中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反映了他对国家建设长远计划的极端重视。1955年1月的一封信中,留下了他参与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决策的历史记录;1956年国务院体制会议期间写的信,反映了他在50年代对国家体制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最初探讨;1958年的一封信中,他提出了彻底改变北京的都市面貌的指导方针;1960年7月写给李富春的信,提出“必须使钢的前后左右能够协同前进”,要求订计划时瞻前顾后留有余地;1961年4月致毛泽东的信,表明了要求克服农村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反映了他为纠正“左”的农村经济政策所作的努力。这个时期的书信,还有反映他对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深切关心,以及为了帮助著名科学家李四光从海外归国所作出的安排等。
在写给宋庆龄、达赖喇嘛、丹增加措、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马叙伦、王冶秋、袁雪芬、于蓝、程砚秋等各界人士的信中,也有许多很好的观点和主张。他在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中说:“帮助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俗人民进行工商业及其他有利于人民的建设,是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确定政策。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遵循着这一政策。”
《书信选集》中,收入的几封周恩来处理家事和亲属问题的通信,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高贵品质和思想风貌。在我们强调党风建设的今天,读读这些信是很有教益的。
邓颖超同志亲自选送的10封信中,有8封是首次发表。这些信,既有生活中情笃意厚格高趣雅的心曲唱和,又有思想上的互励与事业中的共勉。例如,1959年3月18日的信中说:“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啊!”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在这对老党员的家庭生活中,得到了多么完美的体现!
这个时期,他在国际交往中的信件,只选了以个人名义写给外国朋友的。其中,有写给战争年代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过的捷克友人格玛达莲娜·罗别愁的,还有写给日本朋友马岛僴和长谷川喜代太郎的等。六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书信,选入23封。虽然某些信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年代的痕迹,但是,仍可从中看出周恩来在最后十年的艰难岁月中的思想轨迹。
1971年9月以前的书信中,有的表达了他对派工作组必要性的看法,透露了他在运动初起时的思想状态;有的反映了他利用各种机会和采取各种方式保护党内外干部的情况;有的记载了他为尽量减少经济建设受到的破坏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体现了他为维持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运行,力撑危局,所作出的艰苦努力。
1971年9月以后的书信,可以看出在林彪自我爆炸后,周恩来为尽快停止“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和各方面的工作出现好的转机所采取的有效步骤。1972年1月在给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信中,提出对产品质量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同年9月写给两位科学家的信,提出“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在12月写的一封信中,谈到谭震林回京事时说,“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并且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有的信记载了他借助毛泽东的批示,为保护干部采取的重要措施。关于他的病情,周恩来在几次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曾经谈到过。1975年3月写给毛泽东的信,详细谈了四年来病情的发展变化和治疗情况,并表示“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全书的终卷篇,是1975年7月3日写给他在50年代结识的泰国友人公摩万·那拉底·蓬巴攀亲王的信。6月30日,他在医院里会见前来北京参加中泰建交签字的泰国总理克里·巴莫时,谈到公摩万·那拉底·蓬巴攀亲王,并表示要签张名片送给亲王。三天后,周恩来亲手用钢笔在一张国务院总理的名片上,写下这封短信,问候老友并祝贺中泰建交。看到这封信,不禁想到,在周恩来生命途程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心中仍然想的是国家大事,在为祖国与邻邦友好相处奉献心血。
周恩来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将在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事业中永存。
周恩来,身回九州大地,魂系十亿中华。他的英名将鼓舞我们不断进取,阔步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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