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朋友
荒煤
大概上了年纪的人都喜欢“怀旧”，怀念与自己有过交往、自己得过教益的朋友。每到春天，我不由得想起一位伟人，一位常常以朋友的态度来对待文艺界的老人。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已故总理周恩来同志。
我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同志多次谈到：他是文艺界的一个朋友。每想及此，我们文艺工作者都感到欣慰、自豪和幸福。
我从延安时代到建国17年间和周总理有过多次的接触，受过他多次朋友般的教诲。我现在回忆起许多经历，也仍然感到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这的确是一种真挚的友情，像无尽的暖流浸透我的身心。
我不能忘却1959年4月23日的一个上午。当时，周总理因为痣疮流血需要打针并卧床休息一天。正是这一天，我却接到通知，他约我和沈浮、赵丹、张瑞芳、陈鲤庭、郑君里几位电影界人士、全国政协委员去病房里会见、谈话。
一见面，周总理就微笑着对我们说，他最近想到一些问题要和我们谈谈心。他一面说，一面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张纸条来。
君里高兴地笑道：“我们早想听听总理的指示了。”
总理却把纸条攥在手掌里，微笑而严肃地看了我们一眼，说道：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你们都是重庆时代就认识了，荒煤是我回到延安之后才认识的。如果把我叫作领导，要我作什么指示，我就不讲了，把我当作一个朋友，我倒愿意讲点心里话。”
于是君里连连道歉，赵丹急着埋怨君里，两个人又急着央求总理讲，他们那种像大孩子似的还有些顽皮的笑容，的确叫我笑了；但我也的确是感到这是出自友情的流露，甚至可以说对这种友情的一种得意的享受和陶醉。连那位护士长也笑着看着他们，但又流露了一种难以理解的神情，她恐怕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吧！然而，这正是周总理的为人。
后来，总理才打开条子，给我们讲了12条意见。根据现在幸而保存下来的瑞芳同志据笔记整理的记录来看，这就是后来5月3日在紫光阁向在京部分文艺工作者谈关于两条腿走路的讲话的最早的基础——只是针对看电影献礼片的情况多说了两点。
这也是1961年周总理在新侨会议讲话中提到的那次讲话：“使我难过的，讲了以后得不到反映，打入冷宫，这就不免叫人有点情绪了。”现在我重读这段话，重读这个谈话的记录，回忆当时的情景，仍然不能不感到异常激动！
我想，作为一位近十亿人口大国的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政务中，因病住院仅仅休息一天，却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以朋友的身分邀请几位同志到病房里去谈心，提出那么多宝贵的意见，如关心艺术家们的健康，要求注意他们的劳逸结合，要我们注意艺术家独自的风格，还特别指出：“鲤庭、沈浮、君里都应该有自己的风格。还赞扬石凌鹤把江西弋阳腔的《昭君出塞》改编得成功。再三指出，不要追求数量，要努力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等等。难道这不是一种真诚的友谊么？
直到我们快走出病房时，总理还又一次坚定、恳切地嘱咐我：“荒煤，你不要再打电话催电影厂交任务了，只要是年底以前生产的好片子，都应该算是献礼片。”
周总理提出这些意见，是经过反复思考，也是作了调查研究的。例如他和我们谈话的时候就问上海电影厂的同志，上海规定要拍8部献礼片，还要和新疆合拍《绿州凯歌》，是否太多了？还指出：“艺术不能和工农业一样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强。不要粗制滥造，还是精细一些好。”
周总理以朋友态度对待文艺界，我还记得不少类似的例子。
1958年，我一时头脑发热，提倡“纪录性艺术片”，违背了总理的原意：是要创作者到生活中拍些艺术性纪录片而积累生活。当时总理并没有直接批评过我。后来与苏联合拍《风从东方来》，总理在接见苏联一位制片人的时候，就详细问到苏联过去是否也拍过一些所谓纪录性艺术片，是什么形式和性质，现在是否还拍这样的影片等等，我才知道总理对我提出的纪录性艺术片是有怀疑的。
1961年新侨会议期间，总理两次亲自找夏衍和我去向他谈情况，又让我必须把当天会议的简报送到他那里，看到简报中讲导演王家乙在拍摄《达吉和她的父亲》的时候，“如在万丈深渊中跑马”，怕万一不慎，
“坠入修正主义深渊！”于是向我们要去小说，调看了影片，谈了看法。他不仅邀请一些编导、演员到家里座谈，举行便宴，谈笑风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还有一天晚上亲自到新侨饭店去和同志们谈天。因此他在新侨会议讲话中谈到的领导作风以至一些创作中的问题都有生动的事例，非常有针对性。
有一次，关于一部影片的女主角是否选张瑞芳的问题，总理征求夏衍和我的意见，我们都觉得瑞芳年纪大了一些，恐怕不适宜演这样比较年轻的女孩子。不久之后总理转给我一封信，是赵蕴如同志写的。她主张还是让瑞芳主演这部影片，应当着重于气质和演技方面来考虑问题，年龄不是主要的。总理只是在电话上讲了几句，说这封信只供参考，最后怎么决定，还是由你们自己考虑。他之所以转这封信，是觉得赵蕴如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让我们了解一下这种情况。后来我又和导演君里研究，采纳了这个意见，仍然让瑞芳担任主要的角色。
周总理在许多场合下，他和我们相处之间，没有什么隔膜，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想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思考或正需要想的问题，他要讲的话也正是我们想讲，或者还一时想不清楚，甚至不敢讲的话。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在总理面前敢于讲，也愿意讲真话。即使确实讲错了，受到了批评，也从来不会产生什么隔膜。因为总理确实作为文艺界的一个朋友，出自真情地理解、爱护和思考我们工作中的艰苦和困难，支持我们，鼓舞我们，热情地称赞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鼓励我们解放思想，努力探索和创新。同时，也的确经常检查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和缺点，能够直率地提出切实的批评；也确实为我们着想，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还为我们承担责任。
春天来了，总理那炯炯闪亮的眼睛、亲切的笑容，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我仿佛又来到了周总理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