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周恩来　研究周恩来——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学习周恩来　研究周恩来
——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1988年3月4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李琦
同志们：
今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来自全国各地理论界、史学界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们，在这里举行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交流周恩来研究的成果，这可以说是对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的很好纪念。
参加今天开幕式的还有许多过去同周恩来同志有过长期接触的老同志和一些单位的负责同志。更使我们高兴的是，周恩来同志的亲密战友、我们大家所敬爱的邓颖超同志今天也要来出席会议，同大家见面。在这里，我代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对光临今天学术讨论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和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他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从不宣传自己，是一个“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但是，他的形象和业绩已经深深地刻在十亿人民的心里。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12个年头了，人们却一直深情地怀念他，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好总理”，这种朴素的赞誉准确地表达了人民对他的深厚感情。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他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中的一个。从1927年起，他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直到去世，长达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政府总理，前后26年。他参与过党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决策，领导过多方面的工作。像他这样在中央工作时间之长，工作方面之广，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间也是少有的。他一生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之一。早在1922年旅欧时期他就说过：“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后来，他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创建了人民的军队。在党的六大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为指导各地的农村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1929年，他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到中央苏区后，他和朱德同志胜利地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成功经验。以后又参与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解放战争中，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周恩来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从事过多种形式的革命斗争。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主持同国民党谈判和领导南方局工作、抗战胜利后谋求国内和平制止内战等方面的贡献，是举世周知的。把他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起，称为我们党、我们军队和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当之无愧的。
建国以后，周恩来同志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后来党中央、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思想和经验。
周恩来同志一贯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经济建设工作作为国家的基本任务。不论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困难而混乱的环境中，他始终没有放松经济工作。1954年他第一次代表党中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以后又把四个现代化的内容重新作了概括，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直到1975年1月，他扶重病再一次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庄严讲台上，重申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任务。这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也是他对后人最郑重的嘱托。
周恩来同志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此，他不赞成过早地宣布实现工业化，更不赞成过早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他强调说，我国“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1975年8月他会见外宾时又说：“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是他一生最后时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多次说过，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结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还要有第三种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也可以允许有一点私营的，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经济生活中搞活一点有好处。这是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主张。
在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与发展国际合作的关系上，周恩来同志坚持正确的方针，批评了两种错误思想。一方面，批评了那种认为不要建立我国自己的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依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另一方面，又批评了那种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孤立思想。他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是完全自足。由于国际局势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这段话是周恩来同志在八大会议上讲的。后来党的指导思想偏离正确轨道，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周恩来同志所预见、所企望的，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并且大大地推向前进了。
周恩来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中，突出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他总是强调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主张积极稳妥、综合平衡，认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目光远大而又脚踏实地，在考虑宏伟的建设蓝图时，总是充分估计到实际存在的困难，采取尽可能周密和细致的措施来防止和解决前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他说过：“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他多次对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思想进行批评。可惜，这些正确的思想后来却受到错误的批评，没有得到实现。
周恩来同志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外交家。他有着宏大的气魄，放眼世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进行了不倦的工作。在外交工作中，他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大国与小国一律平等，重视开展人民外交，主张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实行国际经济合作，倡导国家之间以互相尊重主权和彼此平等为条件的和平共处的原则等。他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拓者，破除了100年来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开创了一代外交新风。70年代初，经过毛泽东同志和他的努力，实现了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和中日建交，为今天我国外交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周恩来同志富有民主精神，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模范。他光明磊落，赤诚待人，通情达理，同党外人士的联系非常广泛，朋友也最多。他尊重别人，能够虚心地听取不同意见，能够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处境和困难，能够在分歧的意见中寻找出共同点；就是对有着错误意见的人，也能耐心说理，循循善诱，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所以人们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感到肝胆相照，把他当作知心的、可以信赖的朋友。周恩来同志历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很早就提出：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同知识界有着广泛的交往，关心体贴他们，尽力为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解决困难。周恩来同志在我国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不是偶然的。
严于律己，是周恩来同志思想作风的重要特色，这是有口皆碑的。他永远把自己看作是普通一兵，凡是要求党员和公民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而且要做得更好。他高瞻远瞩，顾全大局，严格遵守纪律，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宁肯自己受委屈，从无半点怨言。他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总是一丝不苟，严格要求，埋头苦干，讲究实效，不能容忍一点马虎和懈怠。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同群众共甘苦，从不谋取私利。他几乎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一直充满着活力，日夜操劳，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同志的最后岁月，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度过的。在党和人民陷于深重苦难的日子里，周恩来同志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牺牲精神，在那种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力保护人民，挽救危局。陈云同志曾经说过：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别人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在60年的漫长岁月里，在中国革命那种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同志不知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一直置身于斗争漩涡的中心，经过千锤百炼，形成他那对人们有着特殊吸引力的思想、品格和魅力。人们赞美他无私奉献的精神，过人的智慧，渊博的知识，精力充沛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惊人的工作效率，聪明机智的谈吐，谦逊平等的待人态度。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界，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许多政治家的尊敬。人们常常觉得，在周恩来同志身上，可以从各个不同方面、各个不同角度，看到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只有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才会产生周恩来这样不平凡的历史人物。凡是接触过周恩来同志的人，对这一切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有幸曾在他身边工作过7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自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革命也好，建设也好，都会遇到许多前人不曾遇到过的问题。在探索前进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也难免有过失误。但他胸怀坦荡，从不文过饰非，更不诿过于人，总是首先由自己承担责任。周恩来同志是人，不是神，也会有自己的弱点。但是，正如古人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在亿万人民的心目中，周恩来同志始终是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
周恩来同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他和他的战友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举世公认的。研究他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杰出的人物；研究他如何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和他同时代的先进分子一起，寻求真理，改造社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复杂而棘手的问题，他们是怎样思考和处理这些问题的，为什么他们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又为什么会出现某些失误；研究他的品德情操、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总之，深入研究周恩来同志的一生，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国情，对于增长我们的智慧，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在前人走过的道路上，进一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途径，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
对周恩来同志的研究，在1976年以前几乎还是空白。1977年，他逝世一周年前后，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怀念和回忆他的文章。真正的研究工作，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1980年以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出版了《周恩来选集》上、下卷。这部选集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选集的先后出版，使人们能更深地理解了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接着，又陆续出版了周恩来同志的其他专题文集。对周恩来同志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各地党史研究部门和纪念馆，积极开展资料的征集和某一阶段的研究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全国已发表几百篇探讨周恩来同志各个时期革命活动和思想理论的文章，出版了一些专门著作和传记性作品，其中有些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国外，不少学者出版了研究周恩来的专著。
但是同周恩来同志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相比，对他的研究工作只能算是刚刚起步，远不够深入。周恩来同志的大量文稿和许多方面的著作还没有编辑出版。研究的方面也不够广泛，研究早期思想的比较多，对民主革命时期许多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对建国后部分的研究就更少，这同资料发表少也有一定的关系。
加强对周恩来同志的研究，是长期的任务，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无论对他的文稿的编辑出版，或是对他生平和思想的深入研究，都有大量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只有努力去做，我们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先辈，并且也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精神养料。
深入研究周恩来同志，理论工作者、党史工作者固然需要做出很大努力，而过去同周恩来同志有过长期接触的老同志和各业务部门的同志，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作用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因为有些事情，在档案和其他历史资料中并没有记载下来，他们的回忆和研究，常常能提供宝贵的事实。许多老同志根据亲身经历，对一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也常常比后人单凭文字材料提出的看法要更为真切而深刻。我们希望更多的老同志和业务部门的同志能够积极参加这项工作。
这次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从去年年初开始筹备，得到了中央单位和全国各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寄来了不少论文。许多老同志也写来了论文。由于条件所限，不能请论文作者都来。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共84篇，论文的内容十分广泛，不少论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举办全国性的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历史。我们要提倡学术民主，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充分发表，交流心得，共同探讨，互相切磋，把这次讨论会开得生动活泼，把对周恩来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预祝大会取得成功。谢谢大家。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