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当一个屈死鬼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来访记要

我不想当一个屈死鬼
春节前夕，山西女青年张俊英到本报来访，诉说了她的不幸遭遇：她原是山西大学艺术系学生，当她快毕业时，由于山西大学某些人的陷害，1985年9月被山西大学开除学籍。她到处告状申诉不成，被迫进山当了尼姑……
张俊英：我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来到你们这里的。我有一肚子的委曲要向你们倾诉……（哭泣）
接待人员：（待张情绪平稳后）请你慢慢谈谈吧。
张俊英：我1964年12月19日出生在山西繁峙县，1982年考入山西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当我跨进学校大门时，禁不住眼泪哗哗地流。我想到的是：母亲为了供我上学，长年打零工，手上落下了伤疤；继父为了让我在入大学前能穿上一身新衣服、戴上手表，不惜卖掉了自行车。尽管我的童年也有不幸，但此时却憧憬着未来。入学后，我刻苦学习，立志成为一名合格的艺术人才。
我毕业的前一年，一场大祸从天而降。1985年5月17日，山西省电教馆的刘金国拿一个影集让我看，里面贴着我的照片，照片周围作了个黑框，下边摆着松枝柏叶。这个人过去曾向我求爱，被我拒绝过，这次他显然是来威胁我的，我没有理他。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去看妈。星期天下午返校后，得知我们宿舍被盗，我的265元现金、手表、照像机，别的同学的饭票、手表等都被偷了。我怀疑可能是刘金国作案，就向山西大学派出所报告了。过了几天破案了，作案人确是刘金国。但奇怪的是，刘金国没有受到法律追究，而学校派出所却监视、跟踪起我来。5月23日晚，派出所所长郝运等人对我审讯，强迫我写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还搜查了我的住所，将我借的自行车、影集、信件、作业本等都随意抄走了。5月24日，我乘火车去南方实习。在实习中途，学校派出所将我押回来继续审讯。我不明白我犯了什么罪？我受不了这样的刺激，精神有些失常，光脚到处跑。同学们见了，流下同情的眼泪，把我送到医院。可是，派出所所长郝运也去医院，继续找我了解情况，并说了一些不文明的话。8月25日晚，郝运让我去他办公室，我去后，他拉灭灯，我急喊下边有同学等我，他一听才拉开了灯。这期间，我们艺术系党支部代书记张顺清在同我谈话时，言谈举止也很不文明。
接待人员：这些情况你向学校领导反映了没有？
张俊英：反映了。但学校领导口头说要复查，可又把我的申诉信和揭发信转到郝运等人手中。郝运等人不但打击我，还对证人、我的女友苏福花刑讯逼供，将她非法拘禁11天，戴了7天手铐。在少数人的筹划下，给我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致使山西大学在1985年9月18日对我作出开除学籍的决定。
接待人员：决定的内容是什么？
张俊英：一共有5条。有两条说我和一个农民、一个炊事员有男女关系，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有一条说我在1983年7月携带银元到广州黑市出售，买回走私电子表等物品，到雁北等地出售，从中获利。这是天大的冤枉。我到广州时没有银元可带，怎么能到黑市上去倒卖呢？我用钱在广州商店里公开买的电子表，怎么能算“走私表”？我长这么大还没去过雁北，怎么能跑到那里销售走私表呢？
第4条是说山西省电教馆的刘金国曾为我伪造过一个记者证。本来这件事与我无关，我也不清楚，怎么也成了我的错误呢？
第5条说我入学前与一个40多岁的男人同居过两个月。事实是，在我入学前，先参加了一个为期两个月的补习班。这期间，我与一位女同学同住在山西省体育馆美工办公室里，补习班的同学都知道，我怎么能同那个人同居两个月呢？
这5条内容，完全损害了我的名誉，使我不敢抬头。更令我气愤的是，学校给我的处分决定，却不与我本人见面，当然也没让我签字了。
接待人员：你找过有关部门吗？
张俊英：找了。先找学校，一位校领导说：“全校好几千名学生，一个人反映一个问题，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接待；我们能不相信部下处理的事吗？你不服，可以去上访。”我痛苦极了，一个多月神志不清。在同学和朋友的护理和鼓励下，我开始走上社会，向省人大、省纪委、省信访局发出呼吁。这些单位的领导对我的申诉很重视。1986年2月，省上曾组织了一个调查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调查没有结果。
1986年3月13日，我听说省委领导在忻州宾馆开会，便壮了胆子闯了进去。一位秘书听了我的申诉，说等了解情况后再作处理。我心里一片晴朗。一会儿，一个人训斥我：“谁让你进来的！万一首长出了事怎么办？”我心又凉了，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宾馆。此后，也听不到任何回音了。我又接着找那些职能部门，有的单位感到为难，好像他们有难言之处。我横了心，到繁峙县圭峰寺去出家，可寺里的师傅不收我。尘世厌倦我，佛门不收我，我绝望了，便于1986年7月12日，最后找了一次有关部门，然后冒雨来到太原迎泽公园湖边，失声痛哭。当我投湖自杀时，一下子被一中年男子拉住了，他规劝我要想开些。可我丝毫不感激他，因为他堵死了我的又一条路——虽不可取，却能永远解除痛苦……（哭）
接待人员：喝点水吧。
张俊英：（喝水）1986年8月，我鼓足了勇气，又到我县天台山天台寺要求出家当尼姑。我在大学学的美术专业，没想到竟惹得慧真师傅的高兴，她终于收我为弟子，取了法名灯莲。寺院里的生活虽然清苦、单调，但我觉得比在学校听恶言秽语、遭辱骂要好得多。我尽力控制自己，抛开往事，借助佛经忘掉一切。可是，尘世间未申的冤屈时时折磨着我，经文常常被我念错。
在几个月的寺院生活中，我不止一次地拜跪在佛菩萨的脚下祈祷，希望神灵发挥魔力，为我洗清冤屈。然而，菩萨并没有使我摆脱痛苦。我对生的价值开始怀疑，可又不想当一个屈死鬼，于是便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向党中央发出了呼救信。
我的呼救信和申诉材料受到了关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领导人先后作了批示，山西省委领导人也作了批示。1987年2月27日，中办、国办和当地的同志到寺里看望我，把我接下山；又帮助我的家在街面上经营个小百货店，让我暂时维持生活，等待调查结果。
1987年4月，山西省第二次组成了联合复查组。复查报告中指出：“山西大学开除张俊英一案应予纠正，对张本人妥善安置，并做好善后工作。”但对山西大学某些人为什么要陷害我，却没有回答。同时，对我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
附记：
听了张俊英的申诉后，我们走访了中央有关部门，得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对张俊英一案很重视，有几位领导同志都作过批示，指出“如情况属实，对违法乱纪者要严肃处理”。去年8月25日，他们还写报告，建议山西省委负责同志再过问一下此案，督促有关部门抓紧解决。去年12月28日，山西省委办公厅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了“关于对张俊英被开除学籍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说：“根据复查情况，省教委认为：张俊英确有一定错误和问题，山西大学对张俊英的处理是有一定依据的，不存在有意制造冤、假、错案问题。但山西大学开除张俊英学籍处分过重，在办案过程中工作不细，所依据的5点主要错误事实，有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或不好认定，有的主要责任不在张本人，应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本报接待人员看了这个报告，感到有不少疑点和矛盾的地方。如：说张俊英有一定错误和问题，但却没有具体说明；既然处理是依据5条不能认定的事实，那么开除张俊英的学籍能仅仅说成是“处分过重”吗？
据了解，国务院领导同志今年2月2日对张案作了批示，“严肃查处，如果属于冤案，必须彻底平反，妥善处理”。山西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处理之中。
本报群众工作部来访接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