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最后手稿的科学价值 [复制链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马克思最后手稿的科学价值
本世纪30年代，西方学术界围绕新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了一场关于“两个马克思”的争论。自1972年荷兰出版了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辑的《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后，有人据此又提出三个马克思的观点。尽管不能同意这种把马克思支解开来进行研究的方法，但马克思的最后手稿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那些曾经长期保持着古老生产方式和各种古老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在欧洲殖民主义的统治下，是否会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后备力量而延缓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是一个既涉及落后民族的命运，又关系到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革命前景的历史性课题。马克思对之极为关注。他在多病的晚年，毅然放弃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整理工作，把科学研究的重点，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转向对世界范围的前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形态的比较分析，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欧美的社会文化人类学。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农村公社与原始类型的公社不同，它既有公有制因素，又有私有制因素。公有制使公社基础稳固，而一定程度的私有制则使公社具有生命力。这种农村公社与集权的专制制度一起，曾长期制约着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稳固的社会结构，只有外部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或暴力的因素才能使之瓦解。
马克思认为，只有对农村公社这种天生的二重性作出辩证的、具体的历史分析，才能得出两种结论：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这里“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摘自《社会科学报》第87期　徐觉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