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的忧思——苏晓康报告文学漫议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深沉的忧思
——苏晓康报告文学漫议
贺兴安
屈指可数。这位目光深邃而面容清瘦的年轻作者，发表的主要报告文学不过是那么几篇。然而，一篇接一篇，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当初想像不到，他的作品刊出之后，有的山区一个村一个村地传抄，有的县城用复印机重印，有的人边朗读边热泪盈眶。改革中的阵痛，阵痛中沉积的历史重荷，向前跋涉的步履艰难，使他面对如此强烈的读者反响，不是沉醉于成功的幸福感，而是坠入了更深沉的思索。
他最初是带着《洪荒启示录》那篇写河南洪汝河灾情的作品为文坛所注目的。猛的一看，这似乎是另一角度发出的声音。在前几年就传出来农民富得冒油、河南农民率先买飞机的一派叫好声中，他忽然出来说，那里某一个县就有两万多人“逃荒要饭”，某一个地区30万人缺粮，使读者耳目一震。他是冒着“抹黑”、“歪曲”、“唱反调”等可能施加的罪名而执笔的，现在看来，时代终于容纳了他，谅解了他。此后，他又用“备忘录”、“忧思录”、“痛苦思考”、“命运剪辑”一类的词语标明他的作品，继续向社会发出他那按捺不住的声音。
如果我们透过这种忧思之作的表层，就分明感受到他对于开放改革的执著。《洪荒启示录》提的敢讲真话、天灾中的人祸两个问题，恰恰是清除极“左”的危害、改革政治体制的重要课题。作者本意是想在洪荒之中，索取解民于倒悬的事迹，然而，得到的却是这些令人痛心的材料，于是，“给我们这个正在摆脱贫困的时代，再唱一支贫困的挽歌”。这支挽歌，在改革大潮中似乎是一个不谐和音，它内底却燃烧着对改革的呼求，在今天，即使在将来，也应视作改革进程中不应忘却的警号。
《自由备忘录》（《天津文学》1987年9期）是上一篇作品的深化。那挽歌之后，他要留下什么备忘的呢？这里提的完全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自由。而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某些事，恰恰是国家法律允许的自由遭到践踏，这种践踏破坏法律和自由的事情得不到有效制止。一个农民企业横遭洗劫，总经理无端受到全国通缉，剥夺人身自由六年；一个农民炼焦厂被赖掉15万元，却只能借助于“跪呈”、“三拜九叩”、牵牛进京“告御状”……也许，有人会问作者，你从哪里搜罗这么些领导部门无法无天、践踏宪法的事情呢？这些作恶的执政者带有普遍性、典型性吗？同样，人们也会反问，你又如何保证某些谋私者不钻我们政权和专制机关的空子，随意破坏法律、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呢？事实上，在法制不健全、人治驾驭法治的情况下，生活就会出现许许多多无奇不有的事情。历史的弯曲、个人的功过、事业的成败、言行的是非，实属难免；只有健全的法治才可能使历史少付出代价。我们还记得，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时，刘少奇同志严词批驳中国“没有个人自由”，20年后，这位共和国主席却丧失了起码的人身自由，囚死于一间地下室了。凡此种种，留下备忘，只会坚定我们今日改革的步履。
1980年婚姻法诱发的一场婚姻大裂变，又把苏晓康对改革的关注引向了更深的层次。他开始从伦理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多方面探讨那些阻止变革的社会问题。这篇《阴阳大裂变》的立意不在对离婚案中当事人的褒与贬。那些视妇女为占有物、欺骗妇女以求新欢的陈世美式人物，我们容易断然处之；对于那个本应判离而女方以死相威胁、在法庭中当众自杀者，你该说什么呢？作家心中的人物同执法者手下的人物不同，他超越简单的褒贬，有时将同情与爱施与被损害者，也施与损害者。这同作家自身的学者化、哲人化，是并行不悖的。许多问题不能仅仅通过政治裁决、道德判断、社会学分析求得解答，还需要从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角度、多学科来思考。他上下求索，探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伦理观、道德观，给人们带上的心理枷锁，试图同损害者、被损害者一同思考，促使他们早日自觉地摆脱许多陈陈相因、习以为常的苦难。这里，也看出报告文学作者的学者化是苏晓康追求的又一特点。他与蔡原江合写的那篇写北京城市建设的《最后的古都》（《花城》1987年6期），引证了那么多世界名城的建筑史料和建筑师的言论著述。在《自由备忘录》中，从考古学上那只刑鼎的遗失，引发出那么深刻动人的遐想。他写河南灾情，引出两千多年前孟子的论述，说“决汝汉”，“可得而食也”，里面就是指洪汝河地区。孟子的话一引出，今人、当事人无不汗颜。苏晓康的写法类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丰富，深厚，既有历史感，发人幽思，又有广阔的空间意识，撩拨兴趣，令人浮想联翩。这大概也是他的作品产生震动性的一个因素。
到了前不久发表的与张敏合写的《神圣忧思录》（《人民文学》1987年9期），苏晓康表现了更强烈的现代意识。
处于开放改革时代的报告文学，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常把当今世界舞台比作世界大流，各民族处于百舸争流的竞争中。身为我们这条民族航船的通讯兵，报告文学作者该向我们人民报告些什么呢？民族忧患，进程得失，我们的优势与劣势，不是最重要的么？苏晓康学习了刘宾雁等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精神，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这篇作品所写中小学教育所处困境，我们并不十分陌生，许多现象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是，当作者回访历史，指出在新中国诞生初期，本世纪30年代一段时间，教师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当作者对比日本、西欧、美国、苏联，指出“世界的此强彼弱，武力的消长，贸易的角逐，科学技术的较量，最终都归结为一个教育的竞争”，我们就坐立不安，不能等闲视之了。作品在许多辛酸的故事中指出了一个怪圈：教育生产一种自我否定的力量，中小学挤破门，师范院校却门庭冷落；子女从父母那里接受了知识遗产，也得到了千万不要继承父母教师职业这份悲剧性遗产。作者发出诘问：“报复将在何时？”当今美国每4个人有一个大学生，我们每4个人存在1个文盲、半文盲，我们在世界角逐中的竞技状态将会如何？
苏晓康的作品，是以突出问题、淡化人物为其特色的。你很难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主要人物、主要故事。但是，你又不难感受到作品那种浓郁的艺术韵味，你被它吸引，为它所打动。这其中的一个秘密就是采访感情。采访人物和情节，使之进入作品，这是第一道工序，这并不难；要采访博大而深厚的感情，那流动在广大民众之中的感情，则非易事。他采访的，没有列入作品的人与事很多。这些没有进入作品的人物，没有给他以素材，却给他以感情。他写一个社会问题，被如此众多人物的命运所牵系，于是，胸中和笔端贮满感情，如他所说，
“许多人把感觉传达给我了”。那些未能谋面的读者也激动地说：“你把我们说不出的感受说出来了”。
苏晓康借助少量作品，在短时期获得了成功。他的艺术特色引起人们注目，同时，也应看到，他也只是行进在大型综合、突出问题、淡化人物、哲理思考、抒情贯注这一条自己拟定的轨道上。艺术要求多变而弥新，在前面等待他的，似乎不是一条如过去那么顺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