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信访调查

盼望
本报记者　金德龙　郑德刚
1月9日，等待复职的西安市阎良区干部苟建国冒着严寒来到本报。他，满面愁容，沉默少语，不停地吸着烟，显得十分晦气。这位年富力强的干部赋闲快两年了。他苦笑着说：“关心我的人很多，但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我盼望……”
他的问题为什么拖至两年得不到解决？
他又盼望着什么？
几　番　调　查
苟建国现年48岁，1964年大学毕业，1984年任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广播电视局局长。在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他针对局里存在的弊病，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顶住了一些人的不合理要求。虽然工作取得一些成效，但也招致了人怨。1985年10月，这个局的一些人趁整党之机，私下串连，联名向区委等单位告状，说苟建国有严重的经济等问题。区委整党办公室组织的联合调查组在调查中不负责任，把不实之词强加于苟建国头上，而区委书记贺广民又借题发挥，任意拔高，给苟建国归纳了7条错误，然后以区委常委会纪要的形式，于1986年3月免掉了苟建国的局长职务（4月，由区人大常委会履行了免职手续）。
根据苟建国的申诉，本报记者涂晓东、崔悦温全面调查了阎良区委归纳的免去苟建国职务的7条理由：高价出售录像机从中牟利、给承包录像队违章开支、私自停止阎良乡有线广播、未经审批私用临时工、高价倒卖铁丝、私自制作办公用具、随便骂人。调查结果发现这是一起错案。去年4月1日，本报第五版刊登了苟建国的来信《我被免职，实在冤枉》和记者的调查汇报《免职的理由站得住脚吗？》，批评了阎良区委和区委书记的错误。记者在文章中对7条理由进行了澄清（对其中的4条作了详细说明）。这期间，西安市委组织部会同市纪委，对苟建国的问题也进行了复查。苟建国盼望，他的问题能通过舆论监督和市委的干预，很快得到妥善、公正的解决。可是……
指　责　报　道
“4 ·1”报道，在阎良区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人说，这下捅了马蜂窝。
4月6日，区委书记贺广民在区常委会上谈到本报的报道时说：“文化大革命，我少了一张大字报，今天给补上了。”
4月14日，阎良区委给西安市委写报告说，人民日报的报道对阎良区“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一定影响”，区委“不能对歪曲事实的新闻宣传保持沉默”。
4月16日，在区委常委扩大会上，市委组织部部长说，对苟建国的免职理由，不是区里站不住脚，而是记者站不住脚，区里的做法是对的，免职是应该的，记者报道失实。
4月21日，市委调查组组长赵安志在阎良区委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宣读了市委调查组的调查结论，认为阎良区委在讨论苟建国问题的过程中，态度是严肃的，公正的，免职是正确的。会后，贺广民让人将有关情况在阎良区委办公室编印的《阎良信息》上反映一下。
4月25日，《阎良信息》第22期上刊文，指责本报发表了失实的报道。5月13日、14日，区广播电视局将这期《阎良信息》在全区连续广播。
这一来，阎良区出现了紧张空气。有的人窃窃私语：“谁替苟建国说话谁招祸。”而苟建国只是唉声叹气。
本报群众工作部看到《阎良信息》后，于6月15日致函西安市委，希望看到本报报道失实的具体材料，以便重新核实。6月25日，市委办公厅转来西安市委组织部、市纪委联合调查组否定本报报道的调查报告。市委办公厅的批文说，市委原则上同意这份报告。
为了复查本报记者的原报道，我们于去年7月到了阎良区。
谁　个　有　理
经我们反复查证，发现本报记者写的《免职的理由站得住脚吗？》一文是真实的；同时，也发现市委调查组的调查不那么实事求是。虽然市委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也认为区委把7个问题作为免去苟建国职务的理由“是不够妥当的”，但对7个问题的调查却带有倾向性，把苟建国本来没有的问题，不是说成有问题，就是模糊了是非界限，留有尾巴；把不该由苟建国承担责任或主要责任的事，加在了他的身上。因篇幅关系，这里只举3例。
例一，关于出售录像机多收款问题。1985年2月，阎良区广播电视局从西安市以优惠价5850元购回一台“乐声370”牌录像机。接着，苟建国又派人在深圳以每台4845元买回两台“乐声370”牌录像机。不久，苟建国将西安买的那台以原价5850元转卖给驻阎良区的空军三技校。区委免苟建国职的一个理由是他把从深圳买的录像机（4845元），按西安那台的价（5850元）卖给三技校，多收1005元。这显然不能成立。而市委调查组却认为
“因账目不清，无法认定是否多收了价款”，把本来清楚的、不是问题的事情，又搞得似是而非了。
例二，关于未经审批私用临时工、违犯纪律问题。这是区委免苟建国职的理由之一。其实，陕西省政府在1984年7月17日已下达文件，规定“今后企事业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不再审批”。苟建国招用的临时工是在这一文件下发之后，不存在违纪问题。市委调查组却认定“苟建国同志雇用临时工问题，属工作问题。”就“工作问题”的含义我们询问调查组组长赵安志，赵说：“听有人反映临时工的表现不好。”我们问查实了没有，赵说：“没有。”显然，所谓“工作问题”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例三，关于高价出售铁丝问题。1985年9月，陕西省广播器材公司分配给阎良区广播电视局1.05吨铁丝，当时没有明确价格，先让交预付款1400元。因局里资金短缺，苟建国同意将这些铁丝借出或转让他人，因省广播器材公司的发票未到，局里让借用或购买人交纳“铁丝押金”。随后，一农民因盖房需要，拉走了这批铁丝，留下2310元押金（比预付款多910元），局里开出了押金收据。直到1985年11月20日，省广播器材公司才将铁丝的发票（实价为1367.5元）寄到局里。这时，阎良区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苟建国的问题，有人将省广播器材公司的发票交给区调查组。众所周知，押金是一种担保形式，不等于售价。况且，苟建国当时并不知道铁丝的售价，等他知道时，区联合调查组已认定他高价出售铁丝，从中牟利。市委调查组在调查中，仍把押金与售价混为一谈，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苟建国收铁丝押金2310元，比预付款多收910元，“苟建国同志倒卖铁丝是错误的”。
他　的　心　思
对记者的这次调查和苟建国的问题，中共西安市委十分重视，于1987年7月29日和31日两次召开书记办公会议进行讨论研究，认为：“阎良区委在1986年3月11日以7条理由免去苟建国同志区广播电视局局长职务是不妥当的。市委责成阎良区委恢复苟建国同志的职务。”“阎良区委在人民日报刊登苟建国同志的来信和记者的调查汇报后，没有虚心接受党报批评，而在一些场合发表讲话，印发《阎良信息》，并进行广播，这种态度和做法是错误的。市委责成阎良区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并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不良影响。”
另外，经了解，阎良区委办公室印发、广播的第22期《阎良信息》，事先没有向市委汇报过。去年6月25日市委办公厅转发的市委组织部、市纪委联合调查组的报告，没有经过市委书记办公会议研究，没有经过市委常委会讨论，没有经过市委几位其他主要负责同志过目，便以“市委原则同意”的意见，作为向本报的答复。
按说，在是非清楚、市委关怀的情况下，苟建国的问题应很快得到解决。尽管市委为此事督促过区委，然而，苟建国至今未被复职，至今没有进行党员登记。他，闲得难受，眼看一大堆工作需要去做却不能插手；他有一肚子委屈想倾吐，可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忍在肚里。他盼望着命运好转，从1986年盼望到1987年。漫长的盼望，使他心情烦躁。终于，他鼓足了勇气，于1988年1月9日进京上访。1月22日，当他离京返陕时，仍忧心忡忡。最近，他给本报来信说，他的问题仍未解决。他又去找了区委书记贺广民，贺的态度很傲慢，让他去找市委。
3月5日，记者同西安市委办公厅联系后得知，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近日继续催促阎良区委抓紧解决苟建国一案；市委还准备检查区委在这个问题上迟迟不落实市委有关决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