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
——评“科学通报”第二卷
龚育之
中国科学院编印的“科学通报”，是以科学技术工作者为对象的综合性的科学刊物。它现在已经出完了第二卷。翻阅这一年来的“科学通报”，可以看出它是有一定的成绩的。例如介绍苏联的先进科学成就，报道两年来我国工业建设和科学技术中的新创造，以及关于“撒尼语研究”序文的批评等，都是很有益的工作。但是这里不打算多谈成绩这一方面，而准备着重分析另一方面。“科学通报”一年来有不少严重的缺点，表现了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这是迫切需要加以纠正的。
首先，在“科学通报”的编辑方针方面，关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一点是不明确的。而任何刊物要是忽视了这种思想工作，就绝不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科学通报”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主要的也就表现在这一点上。
举例来说吧，当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的时候，对于这样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著作，“科学通报”不但没有转载，甚至没有报道。好像“实践论”只是一篇哲学论文，跟科学没有关系似的。后来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的社论，明确地号召“学术界（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必须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在我们的学术界各方面，各部门，应该认真地讨论‘实践论’”。在提出这样的号召之后，“科学通报”也仍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它并没有号召、组织、指导科学工作者学习“实践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来改造思想，改进工作。仅仅在去年五月号和八月号上才发表了三篇科学工作者的学习心得，这是多么迟钝和冷漠啊！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科学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可是“科学通报”也只在从来不印字的封里印了一条七百字左右的纯报道性质的消息。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作出了关于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三项中心工作的决定，许多科学界人士参加了这次会，科学院李四光副院长还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关于这些，“科学通报”去年十一月号和十二月号上也没有一点反映。
“科学通报”曾宣布它的任务是“偏重于报道和介绍”。由于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指导，这些报道和介绍常是客观主义的、东鳞西爪的。人们看不出这些报道和介绍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因此，这些东西也就没有起到它们应有的指导实际工作的作用。
从“科学通报”对国内科学工作的报道中，我们很难体会到政务院所指示的科学研究和生产结合的方针。对于生产很有贡献的球墨铸铁研究和安全棉油乳剂研究的报道，被淹没在大量次要的、可有可无的报道之中。去年暑期召开的许多专门学会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了什么问题，指出了什么方向，“科学通报”都缺少说明。最近科学院开了院务会议，提出了许多有关全国科学工作的重要问题，可是这些问题也都没有反映。
这样，这些重要事件，“科学通报”或者是根本没有认识到，或者是认识到而没有认真地介绍、论述，因此，就降低了它在科学工作中所应起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和指导作用。
“科学通报”强调了它介绍国外科学的任务。它介绍了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状况。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立场，绝不能跟在资产阶级后面，替他们作反动的政治宣传。可惜，“科学通报”在这一方面却常犯错误。
“科学通报”去年六月号上发表了“一九五○年八月十五日阿萨密大地震”一文，去年七月号上又发表了“阿萨密地震历险记”一文；两文都是从英国的“自然”杂志上翻译过来的。然而，所谓“阿萨密大地震”实际上是发生在我国西康省察隅县的地震。“历险记”的作者“金顿·瓦尔得”就是多年来横行在四川、西康、云南一带的帝国主义分子“金华栋”。译者和编者都跟在帝国主义者的后面，把中国土地说成是印度土地了。去年七月号“科学通报”还发表了一篇“印度地质调查所百年简史”，也是从英国的“自然”杂志上翻译过来的。文中大事宣传帝国主义者给殖民地人民的“恩惠”，把一些侵略分子说成是“印度地质学之父”等等。译者和编者竟原封不动地把它登出来。
所谓“阿萨密大地震”一文的错误，已经有读者指出，由译者作了更正，在“科学通报”上登载了。
“印度地质调查所百年简史”一文的译者也在翻译通报上做了检讨。但“科学通报”的编者却没有作过深刻的公开的自我批评。
前面提到了，“科学通报”在介绍苏联科学方面是有成绩的。但这仍然是很不够的。比如在去年五月号的国外简讯栏中，大多数消息是英美国家的，而这些消息有一些是“鱼能发音”、“世界最短的鱼”等无关宏旨的东西。去年四月号上介绍“高聚物化学”，大量介绍了英美的书刊，却完全漠视了苏联在这方面的贡献和成就。
编辑工作中的草率作风也是严重的。例如去年四月号上“蛋白质研究的新成就”译文中，竟出现了“在万花镜的检视下，所呈现的色谱，我们可鉴定出某种蛋白质的构造”这种错误的字句。去年九月号上“苏维埃语言学走上了新的道路”一文，竟然只翻译了登载在真理报第二版上的原文的一半，第三版上另一半竟被译者丢掉了；译文的错误也很多。这种现象使人怀疑“科学通报”编辑部到底有没有核对的制度。
应该提到的，“科学通报”编者在去年十二期上做了一些检查，但是这个检查是缺乏切实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的。编者把检查的重点放在带有技术性的问题上面，没有对一系列的政治性的错误进行深刻的检讨，找出它的思想上的根源，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改进的办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科学通报”的主要错误在于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它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认真研究政务院关于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的指示，对待科学采取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以至在有些时候立场模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
应该指出，上述一些错误并不仅仅是“科学通报”所独有的，科学界的其他刊物却有或多或少的类似的错误，这种情况和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超政治超阶级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他们“崇拜英美，迷信德日，怀疑苏联，卑视自己”。他们也不认识，自然科学本身虽没有阶级性，但它却是必然以某一阶级的世界观为指南的，它总是要为某一阶级的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要参加社会生活，他不是属于这一个阶级就是属于那一个阶级。过去的科学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今天，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中国的科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人民的科学。科学工作者应该充分认识这一转变，自觉地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服务，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学才会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人民，任何科学事业都是会日益萎缩下去的。
我们希望，“科学通报”以及其他科学刊物积极改进编辑工作，担负起组织科学界思想改造运动的任务。我们建议中国科学院加强对“科学通报”的领导，使“科学通报”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思想性的科学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