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纸贵”妙解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史小品
“洛阳纸贵”妙解刘向阳
曹聚仁先生《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津津乐道于国故，其中自饶兴味。而作者对于他的学问之师章太炎先生，崇仰之情，溢于笔端。书中有这样一段：
“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左思《三都赋》都是传世的名作。相传左思写了《三都赋》，哄动了一时，你也抄，他也抄，弄得洛阳纸价都涨起来了。后来从《文选》上，读到了这三篇名作，实在没有什么道理，连念都不想念，何况叫我抄一遍？章师告诉我们：古代没有字典可查，一般人识字不多，这些赋篇，有如《千字文》一样，供给了许多新字，所以大家抢着去抄了。听了他的话，才恍然大悟！”
原来“洛阳纸贵”是因为它有字典的功用。这个妙解多半不会被成语辞典的编纂者接受，因此未必没有道理。像郭璞的《江赋》竟一连用“?湟淴泱”等32个这类的字去形容波浪之貌，可以说无生动之功，有獭祭之累。不过，章氏此说，并非首创，而是蹈袭了一本并不罕见的书——袁枚的《随园诗话》中的说法。《随园诗话》卷一云：“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
袁枚肯定了“才藻富艳”的因素，其说略为详允。在文学发展史上，赋的地位和艺术评价问题，尚大有讨论的余地。值得提出的是，赋是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重要转折点。也许正是在赋的实际创作过程中，古代文人们觉察到了文字的神奇功用。这是一种“文的自觉”，于是他们在赋的文学形式里尽情享受文字自足和唯美的妙用，竭尽铺张之能事。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对文字的这种过度“役使”，反过来会使“神奇”退化为“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