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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版()
专栏：

从“文学评论”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文艺批评思想
王淑明
一
“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评论”，是我和几个朋友合办的。这刊物一开始，就具有同人的性质，是没有什么一定的方针和目的的。我们几个人偶尔谈起，觉得当时的文艺批评空气太沉寂，需要有一个刊物，来把它搅动一下，于是就向报馆方面接洽，办起来了。
几个人中间，我是主编，对这刊物负主要责任，而又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这刊物办得不好，我要负重大的责任。
我既然是一个党员，当时参加这刊物的编辑，是怎样想的呢？
我的动机是不纯的。
我到北京来参加文艺工作，觉得行政职务太小，“名不见重于当时”，比起其他许多同志来，实在是“相形见拙”，大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感。觉得组织上既对我不信任，不另加青睐，就只有靠自己搞出名堂来。办刊物，就是自找出路的一法。
当时我还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不将刊物放在“人民日报”上，而在其它党派的报纸上面办出，为什么这样呢？我觉得“人民日报”是党报，在这上面出刊，我们的文章，就要受到审查，这无疑是一种“束缚”，而这种“束缚”，我是不能忍受的。一向自负甚高的我，自己写文章，不愿被人修改，至于退回不用，更认为是莫大耻辱，如发生这类事情，我就和这个刊物断绝往来，我的狂妄无知，不知天地覆载之厚，是竟达到这样叫人不能相信的程度！
在“光明日报”上附刊，我觉得有几种便利：一、不受审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天地辽阔，可以放任而“自由”。二、既然是民主同盟办的报纸，党即使要来干涉或领导，亦有所不便，我是这样自绝于党。当一开始办这个刊物的时候，就与组织取着对立的态度，有意避免接受党的领导，把接受党的领导，认为是一种“干涉”和“束缚”。这那里有丝毫共产党员的气味！不但共产党员不该这样做，即使是进步的民主人士，我想也绝不会这样做的。党今天的政治威信，在群众中空前的提高，真正的进步民主人士，有许多人是自愿地要求接受党的指导的，而我，却反而不这样做。把一个党员的水平，降低到连进步的群众都不如。这是多么严重的危险！
我以为自己搞文艺工作，行政职务很小，不免有“怀才不遇”之感，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党员，只应老老实实地为工人阶级和人民服务，不当计及其它。而我却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个人，宁可使党的利益和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受到损失而毫不知道可惜，这已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品质了。和我在一起编“文学评论”的朋友，当时只有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在其中起过党员的应有作用。如果他们中有人也有搞小名堂思想，不满意领导的思想，我当时不是去设法说服，引导他们放弃那个小圈子，接受正确的领导，而是相反，自己也有那种荒谬想法，甚至推波助澜，煽其成长。这难道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吗？我已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不自知了。
二
离开了党的领导和指示，而来编文艺刊物，个人主义地乱闯、乱碰，既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目标，又不愿决心对人民负责，只把它看成为同人性的小集团的东西。这个刊物的办到后来，终于犯了错误，走向失败，是无法避免的。
这次文艺整风学习，丁玲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指出““文学评论”的编辑态度不严肃”，我当时听了很不乐意，觉得对于这个刊物，自己很花了一番心血，不能说一点成绩都没有，怎能说它“态度不严肃”呢？后来苦苦思索，再把“文学评论”发表过的文章，前后看了一遍，觉得丁玲同志所指出的，是完全适当的。
如果硬要说“编辑态度严肃”，那末，这种“严肃的态度”，在那里呢？前面说过：这个刊物，是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目标的。记得当时我们也常常说：““文学评论”要具有战斗性。”但究竟是怎样的“战斗性”呢？向谁“战斗”呢？向封建阶级的文艺吗？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吗？今天仔细检查起来，我们都没有切实和这些坏作品，打过一次硬仗。对于“武训传”的讨论，我们很冷淡视之，对于萧也牧的作品，我们曾有两次登过近于捧场的文章，待批评开始后，我们自己没有作过检讨，更没有仔细地对于他的作品，作一次较深刻的研究，写出严肃的批评文章，来纠正在读者中还存在的错误印象，所有这些，你能说是“态度严肃”吗？事实很显然：一个文艺刊物，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和指示，没有和当前的政治任务相配合，自作聪明，以感想代替政策，那末，这个刊物的编辑，就只能成为政治上的盲人，这个刊物的进行，就不免迷失了方向。它将要像唐·吉诃德似地盲目乱碰，把风车当做巨人，自以为是了不起的英雄，其实没有做出一件像样的正经事来。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刊物批评的主要锋芒，一开始就不是向封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战，而是找一些在新文艺创作上具有显著成绩的作家，如赵树理、丁玲同志……等，在他们头上开起火来，预备把这些人打下去，好一显自己的身手，这完全是盲目乱干，不分敌我，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
其次，我们也常说：“刊物要有群众性。”有人曾以此自豪，觉得这是“文学评论”的特点。其实所谓“刊物要有群众性”，就这句话本身看来，涵义亦不明确。我们所说的“群众”，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群众”呢？工农兵呢？还是小市民呢？或者是在这二者之外呢？如果不分皂白，把小市民的嗜好和趣味，作为迎合和迁就的对象，那就糟了。我们对于来自群众中的意见，没有很好地加以研究和分析，区别其中何者为正确的，何者为不正确的。我们之中，有人只要听到了誉扬就踌躇满志，以为刊物真的做到有“群众性”了。其实这是盲目的自信。现在仔细考虑起来，有许多读者的意见，是不完全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都没有加以分别，全盘接受下来，这是非常要不得的。
还有，我们在处理稿件上，是不负责任的。“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是经我看过的。作为一个主要负责编辑人来说，我是怎样来对待这些稿件的呢？有许多来稿，其内容所批评的作品对象，我是没有重新看过的，仅凭粗浅的不可靠的记忆，以为大概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就把它发表了。这是何等不严肃的编辑态度！
正因为我的编辑态度不严肃，所以出乱子就很多，例如“黄河坝上”这篇小说，内容虽有缺点，但却绝不如读者紫兮所说的那么严重，那样一无是处！我没有予以考虑，就将它发表了。那文章的批评内容，将作品中的有些缺点，过于夸大，而优点完全没有指出。如果我当时把原作再仔细读一下，就可能发现这批评的不公允处，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
又如杨树先的“对两个问题的意见”一文（见“文学评论”二十三期），批评了“麦克阿瑟的时间表”和“美国流氓们，你们听着！”两诗，但他的引文，把原诗的上下句断章取义地割裂开来，仅拣其中便利于自己论证的地方，予以节录，以致单看引文，似乎颇有道理，如果将全诗联系起来读，那就看出作者立论，有许多是牵强附会，不能自圆其说的。像这样的断章取义式的文章，我也把它原封不动地发表了。
所有以上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编辑态度，是非常轻率，丝毫没有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的。丁玲同志对于“文学评论”的批评，还能说是过分吗？
三
我自己的许多文章，是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正如同我的编辑态度不严肃一样，我的写作态度也是不严肃的，刊物是自己办的，文章有发表的便利。而我从来又自高自大，文章不轻易愿人家改动，不接受领导，不肯虚心采纳别人意见，更基本的是缺乏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所以我的文章里，有些论点发生错误。其中观点最荒谬的，是用裘祖英的笔名发表的“论正确的批评态度”一文（“文学评论”第三十七期）。
在未分析这篇文章的内容错误以前，先说一说我的文艺批评思想。
文艺批评的作用，当然在于指导创作，但我以为要进行批评，首先要有创作。目前的文艺界，不但创作水平不高，而且产量亦不丰。这原因虽有多方面，但不少作家，感到文艺批评的严厉空气，不敢动笔，怕亦是其中原因之一。我觉得有个别同志的批评文章，的确有些过于“严厉”，就把它和目前创作界的萎靡不振现象，联系起来，认为批评应该“持平”，不宜“过火”，免得弄到妨害创作的发展。实际上我的这种所谓“持平”，“不宜过火”论，就是文艺批评上的右倾思想。
我又觉得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方面，也应当照顾，对于那些老作家，中间作家的作品，批评时应该是多鼓励，少指摘，发扬其优点，不要过分揭露其缺点。你看！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是已在那里对于文艺批评，大叫其苦吗？
在我的批评思想里，缺乏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胡乔木同志所指出的：在文艺战线上，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我的许多看法的错误，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没有确立的根源出发的。
我觉得创作产量要丰，但不知除了量多之外，更重要的还要质好。文艺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如果创作界发现了大批思想内容恶劣的作品，而任其流传，对于人民的作用，将不是有利而是有害的。像这样的作品，就需要毫不容情地对它进行严正的批评，才能既教育了人民，也教育了作家本身，才能使文艺创作得到正常的发展。
我仅看到有些作家，对于文艺批评感到不满，大叫其苦，却没有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嗡嗡的声音，是从那里发出的，而就毫不加思虑地对它相信和完全同情起来。事实上，这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或个别具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家，他们自身既不接近工农兵，又不愿进行思想改造，宁肯在其灵魂深处，保存着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王国，就是这些人慨叹于批评的“过火”。而我毫不觉察，支持了这种十分错误的叫嚣，既然我的文艺批评观点，是“持平”，那末，我所反对的，当然也是“过火”，和这些人的思想，在基本上是一鼻孔出气的。我无形中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为之张目，降低了正确的文艺批评的威信，站在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一边，放弃了阶级斗争，对敌人抱同情，做了错误的甚至反动叫嚣的尾巴。
我没有知道，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从各个角落发出相同的批评“过火”的声音，乃是理所当然。这些人之所以喋喋不休，其本意就在于拒绝和不要批评，以这作为挡箭牌，企图达到其保存自己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王国的目的。如果他们既要创作，而又不愿放弃其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甚至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那我们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严厉而深刻的批评，对于思想斗争是丝毫不能让步的。如让了步，就是对人民犯罪，放弃了文艺批评应有的重大职责。但我恰恰就是在文艺战线上对思想斗争让了步。
四
我在“论正确的批评态度”一文中犯的错误，是导源于上面所指出的右倾的文艺批评观点而来的。某些基本错误思想，在这篇文章里，是更加扩大和发展了。
例如我首先看到的是“不正确的批评态度”，事实上怎样呢？过去多少年来，我们的文艺批评，不是太多而患太少，需要领导方面大力地推动其发展。这一年中，经过电影“武训传”和萧也牧的作品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讨论后，文艺批评的力量是大大地加强了。就是这样，距离实际的需要也还远。这些讨论，都是非常重要的，十分正确的，是我们开国以来在文艺战线的思想斗争上所获得的重大成绩。对于这种重大的事情，这样重要的成绩，我没有予以足够的正当估计。而相反地，却夸大其另一面，把在主观上认为几种不正确的文艺批评倾向，抬高到绝对化的地位。这是如何严重的思想错误！
当时对于萧也牧作品的讨论，正在全国范围内热烈展开。“文艺报”四十一期上发表的李定中的信，虽说其中个别地方，立论不无偏激之处，但其基本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看落了其主要论点而抓住了其中一些非必要的个别语句，将其绝对化起来，认为是首要的不正确的批评态度。其实文艺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并不比资产阶级思想，低到多少。资产阶级思想，如果存在于作品中，还容易被人发觉，至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不然，我们的作家，甚至读者，很多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因而具有这样的思想感情的作品，就很容易被人所接受，很容易找到其市场。而在另一面，我们对于它的防范性也不够，总觉得比起资产阶级思想来，后者的危害程度要小些，这无疑是错误的。事实上当时对于萧也牧作品的讨论，发出“批评过火”这种呼声的人，也正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抱着无原则的同情，因为自己也想保存这些思想感情的残渣。而我自己呢？觉得李定中的批评，不免“过火”，这也正表明我的思想，和这些人有共鸣之处。其另外更本质的一面，是我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在创作上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给予工人阶级思想的腐蚀作用，对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也认识不够。
在我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几句话：“这些批评家们，把棍棒代替了批评。这真如俗话所说的：‘一朝权在手，叫你见阎君。’”又说：“这样做下去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不是在鼓励创作，而是在做着屠夫和刽子手。”所谓“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曾经有人真的这么做过吗？可以肯定的回答，是没有的。即使个别的批评文章中，有比较偏激的语句，但这也并没有成为一种倾向，所谓“他们是在做着屠夫和刽子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想吓唬作家吗？是想号召作家和读者，都起来向批评家们围攻吗？真的起来围攻的话，对象又在那里？这不是“无的放矢”吗？我心造了幻像，又把这幻像像煞有介事地当做箭垛，作为一种不正确的严重倾向来指出。我简直在大声告诉读者，告诉一般作家：今天我们文坛上，有这样一种批评家，他君临于作家们的头上，“以棍棒代替批评”，“做着屠夫和刽子手”，而要你们去“见阎君”。对于这种人，你们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呀！
我虽没有明白宣告要取消批评，但却予刚在发展过程中的批评事业以损害，暗示了大家：今天的批评界，是成为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没有党的领导，即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恶劣现象，亦没有人出来加以纠正和阻止。把党在文艺批评上的领导作用，完全否定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所有这些严重的思想错误，我在当时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竟丝毫没有觉察到，经过别人指出后，也未能引起我的注意。直到许多人都这样说，领导方面也直接和我谈起，我才开始感到事情的严重！这说明我思想的昏庸，和政治上的落后，是达到如何幼稚的程度！
五
我的这些错误思想，表现于编辑工作中的，于文艺批评上面的，难道是偶然形成的吗？不！不是的！是有其根深柢固的思想根源的。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虽然入了党，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完全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
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组织观念。所有行动和言论，都从个人利益出发，办刊物，不接受领导，写文章，不给领导上看，也不虚心采纳群众的意见，自作主张，不负责任地随便对外发表言论。这算是什么党员呢？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首先最重要的条件，是党性，党性的具体表现，就是组织观念，一切服从党的利益。而我就恰恰不能这样，自由散漫，不愿接受党的领导，把组织和纪律，当做一种“束缚”，这正是无政府主义式的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毫无相同之处。列宁说：
无产阶级不害怕组织和纪律……缺少组织和纪律的自我教育的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的某些知识分子。
我正是这样的一种知识分子，还不十分明白吗？所以在我来说，今天最严重的问题是要在“思想上完全入党”，也就是说，把“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完全消除掉，确立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只有这样，今后才可以避免发生重复的错误，也只有这样，在文艺批评工作上，才能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人民大众很好地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