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忧心的“伪‘史料’”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令人忧心的“伪‘史料’”
龚明德
应该留有文字记载的史料而“失记”，是令人惋惜的；同时，随着当事人“回忆录”的大量涌现而产生的为数远非个别的“伪‘史料’”，其害处不下于“史料失记”。
艾青在最近写的《〈序《艾青的跋涉〉》中，愤怒地指出：“我发现有的人居然在为自己编造历史，甚至篡改历史”。
早在1982年底，陈白尘在《云梦断忆》的《后记》中曾不加掩饰地说：
“北京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原是本好刊物，我起初很爱它，……但是近来写的人多起来了，鱼龙混杂，也有不少弊病，这从每期都有许多‘更正’可知。但还有许多无法更正的，就难办了。比如，有人借名人以自重，说郭老、茅公对他如何如何，或说周总理生前多次召见他，或说几次看过他的戏等等，都是死无对证的事。又有人自称与‘左联’的关系如何如何，或称对地下党干过什么什么，也都无从查过；……自然，我并不是指《新文学史料》而言，目前各地刊物也大量网罗此类稿件，编者不明真相，又无从查对，往往受骗。至于记忆不清，把时间、地点、人物都搞错的，就无法一一去加以更正了。”
丁玲生前在其讲演《读生活这本大书》中也说：
“现在要写出一部实事求是、比较准确的文学历史，是很难的。比如有人问左联时期有些什么人，有些什么事。我翻了一点关于回忆左联的书，可我看有些在左联做了很多有益工作的人，他很谦虚，他写的时候写得很简单；而有的人文章写得比别人长，可是连我这个左联的人，还不知道他。”
还有不少前辈文学家和研究家也有过类似的言论。这些“伪‘史料’”有什么危害？丁玲紧接着说道：
“年轻人就根据这些文章写史，这史能写得对头吗？”丁玲大声疾呼：“一定要细辨真伪。”
前几天，修整房间后清理藏书，无意间翻阅东北鲁迅学会编印的毛边本《鲁迅学刊》第二辑，读了唐弢1981年7月21日的一封信，唐弢严正指出：“现在望文生义、指鹿为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为时间久远，有的细节需要进一步核对，有的线索需要进一步追查，“我们应将全部事实调查清楚”，要“对历史负责！”
朱正曾有一部颇受欢迎的著作《鲁迅回忆录正误》，奉劝写回忆录的同志们看看。现在恐怕急须组织一大批“朱正”们，更迫切需要动员陈白尘之所谓“深知内情者，又不愿公开揭露，以伤和气”的当事人，趁那些炮制“伪‘史料’”的“老前辈”们“健在”时，迅速陆续地写出多卷本的各种类别的《伪史料正误》来，如编一套《中国新文学“伪‘史料’”正误》。
此外，我想，对那些睁着眼诬陷历史、为自己编伪史、超越了道德范畴的恶劣行为，我们的法律难道就不屑一顾吗？
1987年12月28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