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写心灵的历史——访《皖南事变》作者黎汝清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抒写心灵的历史
——访《皖南事变》作者黎汝清
高宁
黎汝清，60岁，部队专业作家。他和他的《海岛女民兵》、《万山红遍》……似乎都已属于过去的年代了。蓦然间，他推出长篇《皖南事变》，似乎也推出了一个新的自己。
记者：《皖南事变》于去年8月在《小说界》发表以来，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尽管褒贬不一……
黎：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都是我所期待的。一部作品没有反响，对于作者是最大的悲哀。
记者：有人称赞这部作品展现了中国革命历史舞台上的一幕大悲剧，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黎：我历来认为，灾难是文学之母。在灾难中，各种社会力量，各种文化意识、思想、性格、心态激烈地冲撞，凸现了人的复杂心灵，演示了生活的善恶美丑，提供了丰富的人生哲理。我写这部书，不过是力图展现皖南事变这场大灾难的深刻悲剧性罢了。
记者：然而过去反映革命战争的文艺作品，只写胜利，不写失败，战争悲剧几乎成了禁区。1986年乔良的中篇小说《灵旗》描写了长征路上几乎陷红军于灭顶之灾的湘江一役，如今又有了你的《皖南事变》，应该说，这个禁区已被突破。
黎：突破禁区是很艰难的——这归功于政治的清明和文学的复兴——但艰难之后是莫大的喜悦。一旦进入人们很少涉足的禁区，事件真相的扑朔迷离、跌宕起伏，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这令人兴奋不已。
记者：我从小说的《代后记》中看到，为了使多年来众说纷纭的皖南事变真相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你作出了史家探幽抉微般的努力。这无疑为小说提供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黎：没有现在这样开明的政治环境，发掘革命历史悲剧的真相谈何容易。有谁愿意把自己的疮疤裸露给别人看呢？但是，搞清皖南事变的真相，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披露一个新版本，更重要的是，它逼迫我打破了多年来在革命战争小说创作上形成的某种思维定势。
记者：你是指多年形成的仅仅把历史看成是政治斗争的历史，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化的认知方式吧。
黎：是这样。然而，当我切近皖南事变的真相时，我发现，面对如此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历史，那僵死的，非黑即白，非敌即友，非善即恶的两极化的思维方式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譬如，为什么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袖人物项英，会拒不执行中央要求新四军北撤的命令，并在部队危难之际离队出走？为什么骁勇刚烈的革命将领叶挺，会在部队陷于重围时，向蒋介石请罪求援？为什么对项英愚忠的卫士，却偏偏成了杀死首长的凶手？……
记者：人是历史的主体，而不应是演绎政治斗争的工具、符号。人不仅受制于外部世界，他还有一个宽广的内宇宙。
黎：我不得不转向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层，在研究他们的外部冲突的同时，探索他们心灵的隐秘。于是，我发现了一部鲜活而又丰满，玄妙而又真实的历史。它不仅交织着人的社会关系，还交织着人的情感、个性、欲望、潜意识、文化心理……它不仅仅是政治斗争史，还是一曲生命、人性、人生乐章的交响。
记者：新时期文学早已向人的本体回归，注重揭示人的精神世界的各个层面，唯有革命战争题材在这方面仍裹足不前，可能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敏感区，涉及到革命领袖人物。
黎：“为尊者讳”的传统文化心理也起了一定的束缚作用。中国读者历来习惯于那种道德完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贤者以及革命领袖的形象。
记者：《皖南事变》打破了这个模式。书中的主人公：项英、叶挺、周子昆……他们身上既闪烁着英雄品格的光辉，又带有普通人的性格弱点。评论界有人认为，小说塑造的党的高级人物的形象已经不是神，而是人，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
黎：这正是我所追求的。而要作到这一点，必须进入历史人物的心态，抒写人的心灵的历史。
记者：莫言的《红高粱》问世后，人们曾把突破革命战争文学的希望寄托在中青年作家身上；没想到，你这位年届花甲的老作家，却率先打破了这个题材领域的沉寂。
黎：这部书调动了我一生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我大半生在部队度过，熟悉战争生活。然而，旧的思维定势也一直在束缚我的创作思想。
记者：看来，你的《皖南事变》能获得成功，不仅由于你突破了某种创作模式，更由于你突破了自己。（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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