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的史学成就与教育贡献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郑天挺的史学成就与教育贡献
冯尔康
今年是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创办50周年。在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们深切地怀念当年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著名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教授（1899—1981年）。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之际，北大校长及其他负责人均不在校，当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独自处理善后，经多方联系，才使罗常培等许多学者得以辗转到西南联大任教。郑先生本人到昆明后，又去蒙自筹备联大分校。当时联大经费奇缺，在最困难的时候，郑先生不得不变卖校产以维持学校，真是历尽艰辛，为支持西南联大这一进步堡垒做了多方努力。抗战胜利，郑先生首先回到北平从事北大的复校工作，使该校于1946年顺利开课。北平解放前夕，郑先生坚持留在当地，维持学校，北大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学生从石家庄给他写信，希望并相信他能看好北大的家。留校的学生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送给他“北大舵手”的锦旗。由于郑先生的维持工作做得好，才使北大毫无损失地转到人民政府手里。郑先生总是在危难的时候为北大工作，保护学校，使它得以很好地运转，他是北大当之无愧的功臣。1952年，郑先生到南开大学任教，他在各方面的协助下，使这个学校原来规模甚小的历史系，成为史坛颇有影响的一个系科。郑先生史学研究注意求真求用，这也成为该系的学风。郑先生于1957年创办明清史研究室，从而使南开成为明清史研究队伍中的一支劲旅。经郑先生大力倡导，出版了《南开史学》刊物，使之逐渐成为史学工作者的一个园地。郑先生也是南开大学的功臣。郑先生功在我国名牌大学北大、南开，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是不可泯灭的。
郑天挺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明清史专家。他著有《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并主编了多种书籍。他起初学习古文字学，后来对校勘学、历史地理学、史料学、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历史研究法都有深入的研究，对边疆史地学和古文献整理也作出了成绩，其中最突出的是明清史领域里的创造性研究成果。
其一、对明清时代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地位提出精辟见解。明清两朝处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这种看法在史学界没有异议，但是有的史学工作者把这个时期又进一步视为封建“末期”、
“末世”，文学、哲学界的一些学者受此影响也持有这种观点。郑先生在《清史简述》一书中力辟此说。他把“末期”和“晚期”加以区别，认为末期“是指旧的生产关系完全崩溃瓦解，并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阶段”；而晚期“是指这个制度已经开始走向崩溃，但是还没有完全崩溃，在个别方面还有发展的余地”。他分析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状况，认为“封建经济已经走下坡路，但是还没有崩溃，资本主义萌芽正在孕育着，而封建经济还继续在发展”，所以明清时代不是封建社会的末期，而是晚期。对一个历史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定性，是对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看法，由此而影响、规定对其他社会现象的分析。郑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对明清史的特点作了深入考察，又把它放在全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作了对比才得出来的，是科学的，因而为相当多的史学工作者所信服。
其二、整理明清档案史料，推动明清史的研究。早在1922年内阁大库档案发现的初期，作为北京大学研究生的郑先生就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档案的整理工作。后来他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主持该校所藏明清档案的整理，于1951年举办明末农民战争档案史料展览，主编出版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并写了序言。1963年郑先生在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以《清史研究和档案》为题作了学术报告，指出历史档案在各种史料中是最原始的，“应该占最高地位”，建议以整理历史档案推动清史研究。巨量的明清档案是明清史研究的极其重要的史料，有的史家认为研究清史不用清代档案，很难有第一流的研究成果，此说应该是中肯的。郑先生对整理和利用档案史料的倡导，已经并且还将促进明清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其三、对满洲史和清代典章制度史的研究，启迪后学前进。1962年郑先生发表《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认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满洲社会已由奴隶制完成向封建制的转化，后金是封建政权。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问题，关系到对满族历史发展、满汉民族关系的解释，是清朝开国史中的重要问题。这样系统地论述满洲社会性质，郑先生是第一人。他的文章立即引起史学界的反响，及至七十年代末，学者纷纷著文，各抒己见，郑先生又发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进一步把研究推向深入。郑先生对清代典制史的研究也是具有启示性的，他著《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研究了内务府制度；作《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论述了军制；撰《清代的考试文字——八股文和试帖诗》，叙述了科举制度；写《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说明公文制度；作《清代的幕府》，研讨了幕客制及其作用。清代制度史一度为研究者所忽视，郑先生的研究也是开风气之先，如关于幕客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郑先生的《清代的幕府》一出，响应之作连篇面世。
其四、主持召开第一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对国内外明清史研究的开展有很大推动。1980年夏天，郑先生倡议并在天津主持召开了那次盛会，到会的有国内学者九十多人，来自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瑞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香港地区的学者三十余人，与会者提交了92篇论文，研讨了明清史上各种重大问题。新中国前30年基本上与世隔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对外开放的方针，但在多年禁锢之后，人们还没有立刻反应过来，对于同外国人打交道还有所顾忌，郑先生有胆有识，率先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此后史学界国际学术会渐多，规模也相应增大。推其原始，郑先生成功地召开的会议至今传为美谈。那次会议倡议筹建国际明清史学会，筹备机构暂设郑先生所在的南开大学。郑先生还同一些外国学者商定，两年后在天津开第二次会，第三次则在外国举行。不幸的是郑先生一年后离开人世，如今七八年过去了，他的愿望尚未实现，这是有待于国内外明清史学界努力的，南开大学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即此一事，可见郑先生在明清史学界的崇高威望和巨大的影响。
郑先生一生十分热爱教学工作，是一位成绩卓著的教育家。他20岁大学毕业即走上教育岗位，执教60多年。直到临终的一年，他不但指导研究生，还上讲台给本科生授课。他一生讲授十几门课程，涉及到历史、语文、地理、文献学多种学科，是一般教师难以做到的。不仅门类多，更难得的是他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备课，力争内容充实，给学生以科学知识。即使到了晚年，还是那样认真搜集资料，写出讲授提纲，在讲课前反复熟悉，间或把写有大纲的卡片放下，在室内踱步思索，然后又拿起卡片来研究。可以想象讲课前他付出了多大心血。郑先生1961年起担任教育部历史教材编选组副组长，与翦伯赞教授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作为大学生辅助教材。他为给明清史初学者提供读物，又主编出版了《明清史资料》一书。郑先生的讲课，是与他的大量的教育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同时进行的。他要求自己“坚持研究，争取讲课”，挤出一切时间从事科研和备课。了解郑先生的学者都认为他在行政工作之外坚持教学是一大特点，为常人所不及。事情确实是这样。郑先生对教学，老而弥笃，1979年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在南开大学举办明清史教师进修班，他以八十高龄去上课，同时又给留学生开课，时值秋冬，雨雪时至，他却总是准时出现在教室里。郑先生的辛勤劳动，培养了许多学者，任继愈、傅茂勣、阎文儒、杨志玖、王玉哲等教授都受过他的教益。郑先生桃李满天下，现在，他的学生们正在史学研究和教学领域里发挥着骨干的作用。
郑先生的教学，归结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终身坚持多开课、多讲课。他在晚年的教学，不仅是自身尽教师的天职，而且想带动其他教师走上讲台。许多高校教师不愿教课，原因倒不在教师本人，知识分子政策的不落实使他们很难尽职，但是不多上课总不是正常现象，郑先生的带动办法并非是有效的，然而从其愿望可知他对教学的极端热忱，教学就是他的生命。二是郑先生在行政工作之外挤时间搞教学和科研，这当然要有巨大的毅力和克服种种困难的本领，他之所以能成为明清史专家和模范教育工作者，自然也得力于他的坚韧不拔地热爱教学的精神。有的教师、医生、科技工作者走上行政岗位，丢掉了原来的业务，很可以从郑先生处理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关系上得到有益的启示。郑先生的教学精神、经历和经验，是教育界，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耄耋之龄而活跃于讲坛，古今中外能有几人？一个民族只有发扬奋发图强的实干精神，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方面，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