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面对着世界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中国电影面对着世界
罗艺军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是一个宏观的文化战略、电影战略的课题。中国电影要不要走向世界？中国电影怎样走向世界？中国电影要不要参加国际电影节？中国应不应该举办国际电影节？面对这些问题，在电影界内外，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随着《老井》在第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大奖，尤其是《红高粱》从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抱回“金熊”后，这个老课题重新成为电影舆论的热点。
成效卓著地进入第10个年头的对外开放政策，既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文化作出过辉煌贡献，但我们不能托庇祖先余荫，陶醉于往昔的光辉。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为当代世界精神文明作出新贡献，何以立足于当代民族之林？中国电影应该理直气壮地走向世界，这不但不背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而且是这个总方针的有机构成。
或曰，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意味着进入世界电影市场。这种观点恐怕是把衡量物质产品的标尺简单地与精神产品等同了。从本世纪初起，世界电影市场一直是美国的领地。占领世界电影市场，并不完全甚至并不主要依靠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财力、物力、宣传发行及其它种种外在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法国、意大利、苏联等电影大国，在世界市场的争战中，均无力与美国抗衡，虽然在电影的艺术质量上未必逊色。这些国家电影享有的国际威望，主要表现在电影进入世界的艺术影院，走上各国大学的课堂，载入世界电影史册。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同样也是文化价值胜于市场价值。这两者自然有一定联系。《红高粱》获大奖后，世界电影市场也就为它敞开了一扇大门。
全世界每年举办数以百计的名目繁多的国际电影节，历来是各国电影争奇斗艳的场所，类似各种国际性的体育竞赛。中国的美术片、科教片早就在多种国际电影节上夺魁，饮誉国际影坛。然而在各片种中最有影响的故事片，迟至80年代才开始与国际电影节大奖结缘。《城南旧事》、《黄土地》、《人生》、《野山》、《良家妇女》先后实现了零的突破。而《老井》在东京，《红高粱》在西柏林所获得的大奖，则标志着我们在国际竞赛中跃入一个新阶段。因为这两个电影节有着巨大国际影响。电影史上有过这样的先例，在某个重大国际电影节夺魁，有时就成为一个民族的电影登上世界影坛的里程碑。黑泽明的《罗生门》1951年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大奖，从此日本电影在国际影坛上被刮目相看。一批优秀的作品连续问世，一批杰出的电影艺术家进入了世界电影史册。
《红高粱》和《老井》是否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两朵绽开的报春花呢？现在做出结论为时尚早，但它们对国际舆论的冲击则是确定无疑的。
过去，中国电影即使在近邻日本也影响甚微。已故电影评论家钟惦棐1983年在东京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与会的记者寥寥三数人而已。待到1987年10月出现《老井》冲击波，势态大为改观。因参加首届中日电影评论家研讨会，我亲耳听到日本同行说，“东京出现了中国电影热”。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的感受很有代表性：《老井》获大奖，“使日本电影界很吃惊，因为参加这次电影节的美国、法国、意大利、苏联、日本等国的导演、演员名气都很大，而大奖却让你们中国导演夺走了，这是事先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红高粱》在西柏林面临的竞争对手名气更大。这个处于东西方对峙焦点的城市，大奖历来多属美苏。电影节举办了37届，从无亚洲国家问鼎。一个中国青年导演的处女作，竟然一举夺魁！这匹从遥远中国驰来的黑马，给这个对东方还很陌生的欧洲城市刮起一阵旋风。无怪乎许多外国通讯社使用惊叹语气报道电影节的这一头号新闻。
这两部影片何以会引起国际影坛的轰动呢？
首先，影片丰厚的社会内涵、浓郁的民族生活色彩和民族精神气质以及带有普遍性的主题，既引起新奇的审美愉悦，又能激发理智和情绪的认同。《红高粱》“影片一开始像一首悲壮的叙事诗，很快又变成一群酿酒工人的粗野的恶作剧，同时观众又看到一个妇女解放的经历，最后影片以一场血腥的战斗为结束，成为一首歌颂自由的史诗。”（西柏林《每日镜报》）《老井》“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状态，是了不起的。”（东京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格列高里·派克）
中国，悠久的历史、苦难的历程和方兴未艾的变革大潮；作为电影的对象在国际范围来说，还是刚刚开垦的沃野。一旦中国电影艺术家摆脱了思想桎梏，取得了创作自由，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进行真切的审视，予以社会历史意识的开拓和深化，就能迸发出夺目的光彩。将中国电影与西方相比较，一般说来我们在人文内涵上不但不逊色，还享有一定的优势。这两部影片显示了这种优势，虽然并非无可挑剔。
其次，《红高粱》、《老井》电影形态的独特和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等专业的高水平，置诸当今世界第一流影片中亦无愧色。“张艺谋首次导演的《红高粱》是一部水平极高的影片……具有有力的、非常漂亮的画面语言，对视觉是一种令人陶醉的享受。中国在制片方面达到世界水平，评奖委员会对此表示赞赏。”（联邦德国《斯图加特日报》）《老井》“拍得很真实并有力度。结尾的那石碑记载的数百年来持续挖井人的名字，是极富震撼力的。”（东京电影节评委登川直树）有的日本评论家说，那块石碑乃至整个影片，给人一种超越具象的象征意味，能触发丰富的联想。
回顾10年之前，当中国银幕刚向西方影片开放时，对比中国电影形象之虚假，电影观念之陈旧，电影语言之贫乏，电影形态之单一，实在令人自惭形秽。经过10年不懈的探索更新，争论和切磋，中国电影的少数上乘之作，已经可以拿到国际上相抗衡了。这些作品既吸收了外国现代电影语言，又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美学。电影形态是多元的，《红高粱》的传奇性和写意性，《老井》的纪实性和象征意味，显示出中国电影的绚丽多姿。
有些同志对中国电影参加国际电影节怀有戒心，或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与体育竞技性质不同，不应进行国际比赛。诚然，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在审美意识、审美标准上确实存在差异。但是艺术又有近似的共同规律。杰出的艺术作品能够超越阶级、民族和时代的阻隔。否则，当代中国人就不可能欣赏西方的、古代的艺术了。《红高粱》颂赞人的生命力和精神的自由，《老井》求变图强的时代激情，不也拨动了外国人的心灵么？我们不排除电影作为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一定障碍，但电影语言是一种国际性语言，电影艺术并不是不可比的。
鉴于电影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当然不能将国际电影节的评奖标准作为我们的制片方针。我们的影片主要为了满足10亿中国人民的文化精神需求，有些作品是不大容易为外国所接受的，战争中的革命英雄主义，越出国境就有困难。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将复杂的艺术现象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简单公式去套解了。1958年，《比利时电影》杂志邀请26个国家的117名电影评论家提出有史以来的12部最伟大的电影作品，其中110人将苏联早期名片《战舰波将金号》列为榜首。这部影片就带有很强烈的革命倾向性。
为了适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倒是有必要修正我们的某些陈旧的价值观念，把艺术仅仅看成是急功近利的政治宣传品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需要更新。那种认为在国际电影节得奖的中国电影都是展览落后以获得洋人青睐的说法，就是从这种观念出发的。甚至有一篇文章断言《老井》“集中国人愚昧、贫困、落后、性心理变态之大成”，得奖是中国人的耻辱而不是荣誉。
中国贫困落后，这是现实而不是谎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工农业产值和人均收入，都正视中国的这一现实。这标志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大进步。《老井》不过发挥了电影艺术的再现功能，揭示了中国现实的一角罢了。对于将艺术当成现实的美容术的年代来说，这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问题不在于对象本身，而在于艺术家如何审美地来把握这个现实。有个外国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和把握，很值得参考：《老井》“敢于直率地正视中国的落后，是很有胆量的。希望寄托于有决心踏踏实实地进行改革的新一代。”（日本影评家石子顺，《日中友好新闻》）
十年动乱，十年振兴，中国电影正在开始起飞。不少外国电影界同行说，世界电影的希望在东方，在中国。这不完全是溢美之词。中国电影在很多方面还落后于世界水平，我们没有理由自满。中国电影正在大步前进，我们也无需自卑。为了把握住这一难得的时机，中国电影亟待改革。我们目前还缺少宏观的切实可行的电影战略，我们的电影体制不完全适合于人才的培养和促进艺术质量的提高，我们的电影理论批评不适应电影艺术的繁荣。这些都是应该研究的课题。
我们认为，中国电影如何跨出更大步伐走向世界，如何创造条件打进国际文化市场，还需要做更科学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