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文化”及其他——漫谈青年批评界的现状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选本文化”及其他
——漫谈青年批评界的现状
李书磊
在学术上，人们往往从上一代人那里接受指导，从下一茬人那里接受挑战。先辈可敬，后生则可畏。当我们被称为“第五代”的青年批评群体进入领域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地受到更年轻的一茬人的冲击。他们好像突然来到我们面前，用更新鲜的观念与语言和我们对话，立刻使我们显得陈旧而且古典。这种冲击也许是引起我们反省的直接契机。同时，我们自身也感到一种贫乏和危机。比如，前几年我们十分推崇的“宏观批评”，到现在多变成了夸夸其谈、不着边际的“空观批评”；而我们又不如上一代学者，没有他们那种对文学现象充分而严格的掌握。再比如，两年前在青年批评界轰动一时的把系统理论引进文学研究的尝试，它的意图和设想是有价值的，但最后成功的实践者却寥寥无几。大部分人又把系统理论变成了模化思想的教条与八股。为什么一种生机勃勃的方法论到了我们手中就会死去，就像生南为橘、生北为枳的恼人的故事一样？最根本的还是缺乏充沛而饱满的学术力量，缺乏把一种美好的设计付诸实现的学力和识力。
当我们来概括、把握自身的文化特征时，我发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选本文化”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要追溯到我们最初受教育的时代。简单地说，我们受的教育是不完整的、片面的、隔三差五的。在我们最需要吸收文化的时候，正赶上进步文化受到摧残的“文革”。所以我们读的书大多是“选本”，读《毛选》甚至语录，读马列只能读到《选集》和六本书，读只此一家的《唐诗选》、《宋词选》、《西方文论选》等等。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根本就无缘得见。这种“选本文化”不仅造成了我们知识的残缺，使我们在学术道路上感到两腿羸弱、底气不足，更严重的是还带来了顽固的思想障碍，把许多错误的认识固定到我们的思维之中，使我们今天必须花极大的力气才能校正自己。后来，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被粉碎，我们的思想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未完全摆脱“选本文化”的阴影。比如这几年对我们影响较大的西方现代创作和理论，也大多只能通过极其有限的翻译来接受。翻译过来一本或几本什么派的书，什么派就风行一阵，在同一时期大家的思想兴奋点是那样地一致，就连书架上摆的翻译著作都是彼此相同的。我们往往过多地接受成说而过少地接受本文。这对泛泛的阅读者来说也许是适合的，而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就远远不够了。这仍然是一种“选本文化”。如果说第一流的学者是学贯中西，次之是学兼中西，那么我们只能算是学杂中西。这种知识上的无根状态难以进行扎实的、气魄宏大的文学研究，而在选题上采取一种没有固定方向和根据地的“运动战”，在研究中采取一种缺乏充分论据和论证的“印象主义”。并且往往以偏概全，以木代林，甚至出现一些谬误和笑话。我们需要补课。近年来现代文学史界有一个重新发现的思潮，重新发现老舍、钱钟书，发现路翎、张爱玲和沈从文。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补课。我们也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重新发现”。只有摆脱“选本文化”才能摆脱在学术上受奴役的命运，才能进入一种自由的创造境界。
对于青年文学批评群体来说，“选本文化”而外，另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是观念矛盾。这主要体现在对文学的价值判断和对文学的基本态度上。一个最突出、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应该作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作一个纯艺术的“圈子批评家”还是作一个超越艺术的社会性批评家？作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同时具有着双重身份：既是一个现代的学者又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学者我们接受了20世纪的文学观念，接受了以艺术本体论为核心的一系列文学理论，抛弃了中国封建性的“文以载道”的落后意识；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又承袭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遗传：感时忧国，以天下为己任，以社会进步为目的。前者启示我们为形式而艺术，后者则促使我们以艺术为形式——把艺术作为传达社会性内容的形式和工具。这种精神矛盾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渗透到了我们的批评实践中。例如对目前反映现实的一大批社会问题小说和反省历史的写实小说，我们既感到痛快和共鸣，但同时又对它们带着几分艺术贵族式的藐视；而对一大批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作品，我们既对作品的形式与新意产生一种由衷的赞赏，又对其中的许多美学观念和人生观念怀有一种心理抗拒与抵触。这种观念矛盾使我们时时摇摆不定，难以找到坚实的立足点，在批评实践中也就不能潇洒起来。
面对如上现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必须从知识结构上修复自己、改造自己。我们并不缺乏创新精神，所缺乏的是文学理论创新所需要的足够的思想材料。只有在知识上丰富起来、强大起来，才能不做摹仿者而做一个真正的创造者，才能完成这代人在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