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与希望并存 挑战和机会同在——本报部分驻省市区记者关于“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对话录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困难与希望并存 挑战和机会同在
——本报部分驻省市区记者关于“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对话录
一、我国沿海地区经济起点各异，而紧迫感和危机感却是相同的。他们将采取各自不同的对策，共同地不失时机地走向国际经济舞台
梁兆明（驻广东记者）：广东的经济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变化之大，令人瞩目。广东的成就概括说来就是实现了3个1／4，那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4是在国际市场上实现的；国民收入的1／4来自港澳地区和国外；建设资金的1／4也是来自港澳地区和国外。现在，广东省的出口总值为全国第一，每年给国家提供很多外汇。
广东的成就引起全国的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广东有它的特殊有利条件，地理上靠近港澳，又是全国最大的侨乡，这一点为其他省市所没有。学广东，看来照搬是不行的。如果向广东学习，需要从本地实际出发。例如，上海同广东比，条件就不同，完全采取广东的办法恐怕也不行。我接触许多省市的同志，他们认为，广东经验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那种开拓精神，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敢于更新思想，打破等级观念、产品观念、宗法观念。应该说，广东在思想现代化方面确实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商品经济观念真正深入人心。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来广东参观后，对这一点留下深刻的印象。学广东，我感到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广东还有两条，各地来访者反映也很强烈。一是他们善于抓住国际上的机遇，不失时机地找到突破口，打出去。“坐失良机”，就将一切落空。因而，他们的口头禅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另一条是对中央给予的政策尽量用足，敢于大胆地突破老的僵化的各种规定，敢于承担风险。这种精神很值得学习。胆小怕事是办不成大事的。
但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对广东现状并不自满，他们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不足之处。广东的奋斗目标是要进一步向外向型经济转化，最终建成一个以国际市场为主要导向，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控手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章世鸿（驻上海记者）：上海是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在新形势下，老路子不行了。出路是实现外向型经济，大进大出。这是振兴上海的根本途径，没有别的路可走。上海市委、市府已经下了背水一战的决心，上下开始行动起来。
上海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国连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纽带和桥梁。从历史上看，上海原来就是个国际性大城市，在远东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外贸很发达，办理进出口的公司和洋行就有两千多家。建国以后，由于长期封闭，外贸机制日趋萎缩，和这个大城市的地位很不相称。上海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行业配套比较齐全，特别是有一支强大的科技队伍，这是亚洲“四小龙”所不及的。现在的问题是旧体制、旧思想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企业和科技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很多力量消耗在“自己人卡自己人，自己人打自己人”上面。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上海经济学界有识之士认为，上海目前的开放程度大大不够，应该进一步开放。奋斗目标应该是把凡有创汇能力的企业，都赶到世界市场上去经风雨，见世面，不管国营的、集体的、私营的，都卷入国际竞争中去。现在，外贸渠道太少，应该鼓励全国各省市都可以在上海设外贸机构，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允许外商在上海独办或合办贸易公司，做外贸生意，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外贸机制。上海在亚太地区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凭借长江三角洲的实力，完全应该成为世界性的贸易大城市。
吕网大（驻上海记者）：上海这几年经济发展面临很大困难，财政收入连续几年滑坡。经济效益下降。当然，这里有计划经济在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中遇到的困难。原先原材料供应由国家包下来的那种“吃皇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要自己“找米下锅”，因此上海原材料越来越紧张。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中央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确实给上海经济发展指出了希望之路。上海人自己也说，有本事应该到国际市场去参与竞争，而不是在国内同其它省争原料争市场。
上海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市委再三强调，为了克服困难、迎接挑战，首先是解放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保守思想，这是上海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实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解决的问题。
孙健（驻江苏记者）：江苏省是一个以加工工业为主体的省份，原材料和能源短缺，生产的产品大部分要销到外省去。随着内地省份经济的迅速发展，江苏省与他们在原材料、能源和市场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觉得日子不太好过了。中央提出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很符合江苏的实际情况，用省长顾秀莲的话说：“早就盼望这么干了”。
江苏省虽然不像广东、福建两省拥有那么多华侨和港澳同胞，没有那么多的对外渠道，但江苏有经济实力，中小企业多，特别是占很大比例的乡镇企业，一向以经营灵活，应变能力强著称。这些企业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力军。其次，江苏省劳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比较高，可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劳动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个城市已是开放地区，是江苏省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带，工业门类齐全，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比较高。这一地带率先挤进国际市场，可以加快自身经济的起飞，同时，对江苏全省经济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张铭清（驻福建记者）：目前，福建沿海出现了一个“想外向、谈外向、干外向”的好势头，形势是很令人鼓舞的，但是，要真正实现，难度还不小。
福建，过去叫军事前沿，经济基础比较差，交通、能源、电讯等基础设施是近几年才搞起来的。尽管投资环境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要实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仍然面临着各方面工作的不适应。要适应，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改革。福建最近决定从改革外贸体制入手，以发展“三来一补”作为突破点，省及各地、市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在提高办事效率方面，力争有较大的进步。可见，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逼上梁山”，逼着你非改革不可。而实施这个战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改革过程。所以，贯彻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以改革总揽全局的精神，可以说是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灵魂。
肖荻（驻天津记者）：大进大出，要害在大出。去年天津出口创汇创历史最好水平，工、农、贸各行各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意识都有所增强。光一个静海县出口收购总值就超过亿元。目前正在天津进行对外贸易洽谈的，不仅有轻纺、机械、电子产品，而且乡镇企业也在大显身手，连花鸟鱼虫也端到展览会的洽谈桌上去了。在改善投资环境上，天津更是从市长到经理、厂长、饭店服务员都在下力抓，去年新建合资企业50家，也是天津最多的一年。许多外商对天津颇有好评。
但是，天津仍有危机感。实现大进大出，根本问题在提高竞争能力。竞争能力是物美价廉的产品和高明的海外经销艺术的综合优势。在这两点上，天津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差距。例如餐具是天津的出口大宗。日本、南朝鲜、台湾由于成本高，已干不下去，正是我们占领市场的好机会，但天津由于劳效低、原材料利用率低，却无明显的优势。又如衣箱，工人的平均日产量天津是2个，上海是6.2个，台湾是12个。这样，在强手如林的海内外激烈竞争中怎能取胜？如不急起直追，天津这个全国第三大城市就要被兄弟省市甩在后面了。所以现在在天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员工，人人都在议论发展外向型经济。人们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发奋图强，迎头赶上去！我看有这种危机感是有好处的。
郑盛丰（驻广西记者）：在我国沿海地区中，拥有4000万人口的广西是唯一的民族自治区，经济状况也最落后，既落后于邻省，也落后于全国。人均工农业产值和人均财政收入，只相当于全国的1／2和1／3。广东且不说，就是经济状况不相上下的云南、贵州，也有比广西优越的烟、酒、煤、矿。面对这种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格局，广西近年在急切地寻觅振兴的途径。
中央提出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广西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机遇。但困难程度也十分明显。广西各级领导回顾过去时，心情颇不轻松。因为近10年间，广西曾经贻误了两次机遇。一次是讨论“真理标准”时，广西反应迟钝，触动不大；接着是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农村变革，广西又在迟疑中观望徘徊了两年。这对广西解放思想，发展经济，都造成很大的延误和阻碍。这次机遇，经济已经居后的广西再不能错过了。对此，广西上下各界都有较深刻的认识，自治区党政领导对此感受尤其强烈。
广西的东南沿海相对发达，西北部的大片山区较为贫困。多年来，广西存在着先开发桂东南还是桂西北的争论。现在，沿海战略的出现，可以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心城市和桂东南可以利用劳动力密集又临近港澳的条件，发展两头在外的经济，多搞“三来一补”；桂西北就可以利用本地较丰富的资源就地加工。自治区的领导同志把这叫做“甩出去一块，扶起来一块。”
高海浩（驻浙江记者）：过去对中央提出的某项经济决策和措施，往往上下认识有“落差”，不能同步。这次党中央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中央领导同志还先后两次考察浙江经济，引起地方的普遍重视，反响热烈。浙江全省从领导层到理论界、企业界议论纷纷，献计献策。动作快的已经开始制订各自的对策和措施。宁波市马上着手改善外商投资的“软环境”，成立外商投资服务中心，10多道手续一起办，10多个图章一起盖，提高办事效率。杭州市也专门召开外向型经济“听诊会”，请出口生产企业谈困难，提要求，市政府各综合部门当场解答，提出解决办法。人们的普遍反映是：这回上上下下想到一起，真干了！省政府为此提出的方针是“贸易兴省”，这符合浙江省情。浙江的轻纺工业历来比较发达，近几年发展更加迅速。但浙江又是一个资源小省，大批原材料要从省外输入，大批产品要向省外市场输出。这种“大进大出”只是在国内市场循环，制约很多，代价高昂，发展潜力有限。而国际市场容量大，发展的机会更多。通过贸易交换的“载体”，让大批企业到国际市场去摔打、磨练，以求发展，将使浙江的经济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杨振武（驻河北记者）：实行沿海新战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应该充分认识自己的省情市情。只有情况明了，心中有数，才可能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河北的省情如何呢？总的看，河北省的沿海经济开发起步较晚，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沿海的“断裂地带”。
过去，河北一直被认为是内地，许多人缺少“沿海”的概念。现在回头一看，猛然惊醒，因此，上上下下都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逼着人们去想一些过去没有想过的问题。
河北既有劣势，又有优势。在地理位置上，它比不上北部的辽宁和南部的山东，但是它有更加便宜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和背靠京津的技术力量。秦皇岛的开发也初具规模，形成了“窗口”。只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扬长避短，再辅之以各种优惠的政策，这个“断裂带”是可以尽快弥合的。
二、九年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向外向型经济转变过程中，有可能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骨干力量
章世鸿：乡镇企业的实力不能低估。据一位国营厂长的预测，在向外向型经济转变过程中，乡镇企业有可能走在国营企业前面，首先打出去。这种预测是有根据的。从近3年情况看，上海10个郊县的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比国营企业快得多。3年来，上海财政收入连年滑坡，但上海郊县却是连年上升。从外贸出口的收购额看，乡镇企业产品出口每年增长速度也超过国营企业，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出口生产基地，中外合资企业发展也快。如政策上能进一步放宽，其发展速度将更快。这说明乡镇企业具有强大生命力，这一点，已引起上海经济界的普遍重视。
肖荻：是的，乡镇企业在大进大出中确实大有可为。
有人以为这些不懂技术的农民能干什么？事实如何呢？在天津郊县凡是出口创汇搞得火爆的村镇，其重视人才、迷恋技术、讲究工艺的劲头绝不比城里人差。静海、武清等县的柳编、草编精巧美妙，这是民间的传统工艺加上对现代时尚的追求。汉沽区营城村搞出一种质量很高的硅，被日本市场称之为“营城硅”，每年创汇百万美元。这个村原来并不懂技术，但他们重金礼聘退休技术人员，几年来又花钱把本村的几名高中毕业的“秀才”送到高等院校接受专门培训，回来就顶了大用。
到国际市场这个大海去游泳，一开始未必是万事俱备。一些乡镇企业凭着它船小掉头快的机制，只要抓到信息，凭一技之长先打出去，而后在商品经济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锤炼自己，武装自己，这不就是在市场竞争中农民企业家的成功之路吗？
三、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已经不合时宜。实行沿海新战略，最紧迫最重要的莫过于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把中央给的政策用够用足用活
张铭清：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首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放胆地干。福建和广东同时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但福建落后于广东，这里除了一些不可比因素外，差距就在解放思想方面不如广东。
福建的一些干部经常流露出某种后顾之忧，这与前两年对一些案件的处理和对一些干部的处分有关。他们说，有的干部身在其位，却政绩平平，但官照当。有的干部开拓进取，做出贡献，但工作干得多，失误也就多。有失误就受处分，不积极工作的却泰然无事。人们将何去何从？
毫无疑问，经济活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是要查处的。但是，不能把改革中的失误当作犯罪加以打击，不能搞“一人生病，大家吃药”。
最近，福建省委在学习会上提出：“支持改革者，鼓励探索者，帮助失误者，惩处违法者”。纪检部门也提出，不仅要查处违法乱纪，也要查那些诬告改革者、阻碍和破坏改革的人和事。这些意见，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我想，就是要为推进改革、开放，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条件，也可以说是改善“软环境”。
贾建舟（驻山东记者）：山东与广东比，也同样存在差距。山东的落后，关键在于思想不够解放，观念不合时宜。譬如，有的同志认为“三来一补”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有的担心发展“三来一补”，会冲击正常的对外贸易；还有的认为“三来一补”是利用外资的低级形式，没有多大抓头。广东的实践证明，上述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1987年广东“三来一补”加工费收入高达5亿美元以上，几乎占了当年出口创汇额的1／10。由此可见，不在观念上有更大的更新，要想在实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上迈出大的步伐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山东省从上到下都在强调增强开放意识，并相应地拿出了一些灵活优惠的政策措施，照此下去，山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前景无疑是光明的。
郑盛丰：如何看待广东，广西的观念也在转变中。由于历史、地理、文化和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广东比广西要发达得多。发展两头在外的沿海战略，广东的条件也比广西好得多。广西应进一步改变过去“怕粤、防粤、卡粤”的封闭心理，把广东视为伙伴而不要当成“对头”，扎扎实实地学粤兴桂，以粤促桂。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广东是火车头，广西应把自己作为车厢挂到广东这列火车头上去，实现经济上的快速前进。近几年，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通过大搞“三来一补”，经济发展很快，现在这一带的“三来一补”正逐步向西部扩展。这对广西，正是一次机会。
当前，广西需要转变思想更新观念的，不是少数人，而是很多人，不是单方面的人，而是许多方面的人。广西流传的两句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广东的经济比广西发展快，但广西的经济案件比广东多；广东的奖金发放比广西多，但广西的奖金税比广东多。这说明，广东的观念比广西开放得多，政策灵活得多。两广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什么为标准，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其他什么标准。广西主要党政领导日益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差距，并已着手采取措施，对政法和经济监督部门的干部，打算分批进行轮训学习，把观念转到为发展生产力，为沿海战略服务上来。
孙健：现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制订的条条框框还在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干事左顾右盼。许多厂长建议：政府和政府的审计、工商、税收等综合职能部门，包括纪检部门，许多东西都应该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该废除的废除，该放宽的放宽，该修订的修订，真正让人们放手干。只要不出卖国家利益，不犯法，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事，就大胆地干。
龚永泉（驻江苏记者）：对出国的观念也应该更新。现在把出国当成了一种待遇，一些与出国任务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也硬往里挤。要想做到商品大进大出，随进随出，不可避免地要求人员能随进随出，数量无疑会大大增加。扬州市长在国外考察时发出感叹：“中国的厂长要是到这里来，市场就是中国的！”看来，过去多年一贯制的出国人员的手续和规定，非改不可。有人提
出，什么时候出国不再是一种“美差”，而是有压力，有风险，是“苦差”，人们怕出国，就好了！
四、即将投入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在呼唤：“给我一个新的外贸体制”。旧的自己卡自己的外贸体制，使人难以有所作为，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吕网大：要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现有的外贸体制非改不可，否则适应不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外贸体制，企业反映是产销不见面，分配不见面，外贸部门对企业封锁信息，换汇成本也对企业保密。尽管如此，企业对外贸部门却不敢得罪，对记者也不愿多谈，因为产品出口离不开外贸，独此一家嘛！
郑盛丰：外贸独家经营的结果，往往造成“统包有余，放手不足”的弊端，使出口创汇的竞争机制不能扩展辐射到社会上去，压抑窒息了许多企业的创汇积极性。有这样一件事，香港客商打算给南宁一个服装厂来料来样加工服装，双方都有诚意，本可一拍即合，但外贸部门提出要统一经营，即要港商先把布料卖给外贸部门，外贸部门再转给服装厂加工，加工好再交外贸部门给港商，多了一道环节。港商不干，一拖两年。后来港商只得把这项生意转交给广东一个厂家；然后，南宁服装厂再代广东厂家加工。外贸部门“大包揽”的旧体制就这样把活生意搞死了。这种体制，这种做法，厂家埋怨，海外客商不满，再不改革，怎么能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要求呢？
段心强（驻辽宁记者）：现行外贸体制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工贸分家，结果使我们不少先进产品难以走出国门。沈阳一家工厂生产的大型机床在国际上也属于先进水平，想把产品打出去。可出口经营权在外贸部门一家，外贸部门原来不太了解这个厂产品的情况，结果产品出不去。后来外国客商看到产品大吃一惊：中国也能生产这么好的机床！看来，外贸部门大权独揽，弊害是明显的。由于受许多条件的限制，他们对国外的需求和国内产品的情况不可能了解得太多，这就容易出现瞎指挥。大连石化公司原有设备不能生产重质透平油，外贸部门不了解这个情况，便同外商签订了出口合同。公司安排生产时发现问题，但已经没有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生产，从工艺到设备都得重新搞，十分被动，产品成本很高，得到的利润却很少。
孙健：工厂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如何，竞争能力怎样，到底赚钱还是赔钱，工厂不知道。外贸部门采取封锁的办法。随着对外经济的发展，外贸部门应该对工厂增加透明度，有条件的工厂应自办进出口业务，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高海浩：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发展与邻近地区的联合，形成我们的整体优势，而不能干“窝里斗”的蠢事。长江三角洲历来经济、科技比较发达，对外贸易历史悠久，为什么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落后于珠江三角洲？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毗邻省市相互分割，内耗颇多。比如争夺原料，高价收购，低价倾销，甚至相互拆台，肥水外流。连年出现“茶叶大战”、“丝绸大战”、“水产大战”等等。外贸包干后，不少人担心：前几年是“大战”，今年将会出现“恶战”，争夺升级。透析这些现象，实际上是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地区间利益重新调整分配时出现的“负效应”。我认为，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势必大大削弱长江三角洲参与国际竞争的整体优势，耽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经济法规重建省市之间的关系，比如建立正常的市场经营规则、公平竞争的规则等等，促进在平等互利互惠基础上的联合。有本事的到国际市场上去争高低。
张铭清：要到国际市场上去争高低，就得提高我们机构的办事效率。来福建的一个外商反映，他为办成一个项目，进出二十多次，盖上百个图章，这种办事效率，影响了他们投资的积极性。
吕网大：这种事例太多了，以致一些人见惯不惊。上海郊县办个中外合资企业，图章要敲120个。上海有个企业家想了点办法，护照办得比常规的快了些，有关部门就来查了，说人家要3个月才办得成护照，你怎么只用了半个月，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你说多荒唐！
张铭清：福建一些地方正在改进，在同一幢楼内，把一切手续都办完，提高办事效率，受到了外商的欢迎。但我认为，这只是个过渡的办法，根本解决问题还要改革体制，“拆庙搬菩萨”，减少办事机构，手续自然也就简化了。按产品经济的需求设置的机构，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不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五、“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对人才提出了新的渴求，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人才大流动将要出现，并将带来多方面的震动和冲击，值得关注
高海浩：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后，许多地方几乎都想到同样一个问题：赶紧招贤纳士，广罗人才。春节后，杭州已公开招聘外贸业务人员。招收150人，第一天报名就有300多，还有省外的200多人也来报名。可以预见，一个全国范围的人才的大流动将要出现并将带来诸多方面的震动和冲击，值得关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人才的作用至关重要。我觉得，仅仅发掘人才、广招人才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沿海新战略的实施，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用人机制，用人观念。否则，招收人才再多，他们的才能不能充分发挥，仍将一事无成，还可能出现人才大流动与人才大积压并存的现象，这是不容忽视的潜在危机。
罗自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为人才提供脱颖而出的机会，也向现有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人才的流动、转移势在必行。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生产力的再分配，谁也阻挡不了。过去我们常说人才要合理流动。从地域上说，就是从沿海向内地、向西部流动。防止“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现在看来，沿海地区的进一步开放，将对人才产生新的渴求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西部地区人才紧缺同时又人才积压的状况也会显现出来。这就要用新的观念来看待“孔雀东南飞”，在政策上有所调整。
龚永泉：过去，普遍强调的是缺技术人才，现在，一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素称文人荟萃的江苏又感到了外语、外贸和外经人才的奇缺。外贸部副部长李岚清问镇江市外贸局局长：有多少外语人才？回答是十几个。又问有几个是能同外商“吵架”，讨价还价的，回答是一个也没有。目前，江苏省有几个市已办起外贸短训班，请专家讲课，普及外贸基本知识，省里还准备制作录相带，以供各方之需。
孙健：乡镇企业发达的江苏省张家港市，已在自办的沙洲工学院开设了外语、外贸专业。全国著名的农民企业家、振业橡胶厂厂长奚也频，已通过报纸向全国招聘外语、外经、外贸等方面的人才。他们都是相当有眼光的。
罗自苏：外向型人才没有现成的，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重要的是放手培养、大胆使用。台湾、香港等地区在50年代开发外向型产品时，就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水平而言，远比我们现有的水平差，因此我们拥有人才的潜在优势。培养和造就外向型人才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解放和启用人才。在外贸系统，有一些既有专业知识又熟悉外语的人才，由于受到压抑正在萎缩。原因不外乎是：任人唯亲，嫉贤妒能、求全责备、使用不当所致。这在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段心强：辽宁人才少，许多单位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感到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这些被新的形势逼上梁山的企业，为了让企业家、技术员、推销员在新战略的海洋里学会游泳，把他们推到大海里去，结果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大好局面。如大连石化公司经理黄春萼，原来没搞过对外出口贸易，部分产品自己出口后，他亲自去美国，和大公司合作，使自己的产品占领了部分市场。他们有个年轻的外语教师，经过简单的训练，到欧洲、美国作生意，也打开了局面。
萧关根：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渴求和更高的要求。人才的培养，从广义上讲离不开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总是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教育不适应的情况将会更加严重。我在上海的一些大学里，听到许多领导和教师对教育改革的迟缓状况十分不满。他们说，如果各条战线都有保守思想的话，那么，教育系统可能特别严重，尽管中央的有关部门作了不少关于改革的决定，许了不少愿，但真正贯彻的又有多少呢。教育部门常常埋怨教育不能自主，受经济体制制约。其实，有些事情是教育部门在自己卡自己。
洪天国：在同外商接触中，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说法，“您们中国最缺乏的是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施展身手的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年在本国最多呆两三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奔波于世界各地，哪里有生意做，就立即飞往哪里。而我们中国的经理、企业家活动天地狭小，不太了解世界市场，遇有挣钱的机会，也往往因为外贸体制的种种束缚而丧失良机。
他们认为，成为世界上优秀的经理、企业家，要能把握世界市场的趋向，能较准确地预测某些商品价格波动的范围，对世界市场上某些商品的供求变化能及时作出判断，在获得有利可图的信息时能立即飞往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而这些，恰恰是目前的中国经理、企业家所难以做到的。
沿海新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商品的世界性流通。而促使这种流通并能从中获取利润，靠的是人，是一大批活跃在世界市场舞台上的优秀的经理、企业家。因此，造就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经贸人才，是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市场的重要条件之一。
六、外向型经济要以科学技术为支撑，国外的经验证明，科学技术优势比工资低的优势更加重要
萧关根：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一定要以科学技术为支撑。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容易进入国际市场，并不是只要有了廉价的劳动力就行了。事实恰恰相反，劳动密集型产品不等于低档产品，同样需要先进的技术，才能提高质量，有竞争能力。当今国际市场上，技术质量不高的产品，是很难站住脚的。
手头有一份材料谈到，联邦德国、日本、瑞典三国专家合作，运用科技计量学的方法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竞争能力进行了一年多的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正是产品的技术质量主要决定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而不是市场策略、交货时间、服务质量、贸易保护法。美国一位经济学教授还认为：“‘亚洲四小’的成就的一个最令人吃惊的方面，也许是科学技术的优势比工资低的优势更加重要得多。”谁都知道，我国的经济比发达国家落后许多年，但我国的科技力量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先进的，在发展中国家中还是名列前茅的，而沿海地区的科技力量在国内又是比较强的。就拿上海来说，有1000多个独立科研机构，近40万自然科学专业人员。学科门类比较齐全，140多个行业都有一定的研究开发力量。几年来，上海已有一些先进技术出口到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支持工厂企业生产了一批产品，进入了国际市场。
但是，大家感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收效甚微，科技力量的作用和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其中原因也是很清楚的，就是因为旧体制的关系，造成了科技与生产结构性的脱节。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科技人员为使科技与经济结合，使科研成果从样品、展品变成产品，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不少研究所周围已形成了一批企业，生产出许多国内外市场上畅销的产品。中央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以后，上海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在积极准备，建立和发展面向国内外市场的新型的技工贸结合产业。同时，支持大中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出口创汇产品。但是，遇到了旧体制的限制，心情十分焦急。
陈国琦（驻河北记者）：老萧说的问题很重要。就河北省来说，全省工交企业的设备和工艺，绝大部分只相当于国际上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一些乡镇企业的层次低，不少企业的产品质量差，消耗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外向型经济，搞大进大出，显然是不行的。河北省制订了“科技兴冀”的战略，就是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我觉得，这就抓住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关键。
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河北省有不少新道道。科技人员搞技术承包，政策很优惠。比如，科技人员辞职到乡镇企业工作，保留干部身份，被国家再度录用，工龄还可以连续计算；还有，停薪留职人员期满后，原单位要安排工作，如编制满员，允许超编。这样，科技人员无后顾之忧，科技与生产，与乡镇企业的结合就会加快。这对发展外向型经济无疑是有很大促进的。
贾建舟：在制定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战略时，山东也提出了“科教兴鲁”的口号，确实是明智之举。从山东的实际情况看，在全省现有的37万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中，绝大部分集中在科研单位、大中专学校等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而最需要人才的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却非常缺乏。在全省120万个乡镇企业中，专业技术干部不足1000人，仅占从业人员总数的万分之一点二五，这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要求是极不适应的。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山东决定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鼓励他们直接投身于经济建设，施展自己的才华。不久前，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让科学技术之水流向广阔的田野，让知识的甘露洒遍齐鲁大地”的口号，与此同时还拿出了更宽松、更灵活、更优惠的政策措施。这样坚持下去，可以断定，科学技术之花一定会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的。
七、沿海实行新战略，中西部怎么办？审时度势，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是当务之急
罗茂城（驻四川记者）：四川远离沿海，地理条件决定了四川目前不宜也不能建立外向型经济。过去为了吸引外资，使产品打进国际市场，振兴四川经济，四川也曾先后举办过各种贸易洽谈会，有不少外商认为四川自然条件不错，但“蜀道难”还未根本解决，运输不便，吸引力不大。
我认为，四川目前的优势在国内。这里劳力资源丰富，电子、化工、冶金、机电、五金、纺织、建筑等产业有相当实力，科技力量也较强，特别还有一大批国防企业。这些是四川的优势和潜力所在。因此在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四川在继续抓好外贸出口的基础上，完全有能力在国内市场有所作为。
王楚（驻湖北记者）：沿海省市开始实施经济战略大转移，给地处中部的湖北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压力。
湖北省内有通海的长江“黄金水道”，贯穿南北的京广、焦枝两条铁路干线，是我国钢铁、汽车、电力、纺织的重要基地之一，粮棉油更具有优势。
龙年伊始，湖北省委、省政府破除“东部有优惠政策、西部有补贴政策、中部处在夹缝之中”的无所作为思想，主动抓住湖北地域上所处优势，在“承东联西、南北交流”上作文章，动员全省调整战略，积极行动，以便迅速占领国内市场。
湖北省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颇有信心。已选定大轻工为突破口，提出“轻工、原料基地、科技、外经外贸”四位一体等10条发展措施，积极支持企业和部门直接参与沿海省市外向型经济战略大转移。武汉、黄石、沙市、鄂州、黄冈等长江沿岸地区，也已获得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为接收沿海地区的经济辐射积极作好准备。
钱江（驻云南记者）：应该说，经济并不发达的云南也受到很大震动。云南省委专门就此开会讨论。省委书记普朝柱发言说，沿海地区“大进大出”，肯定会对西南的经济建设带来积极影响。国内市场进行调整将给西南的经济发展带来一次机会。省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研究对策。但据记者观察，西部地区目前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急躁情绪，生怕和东部地区的差距拉得太远。我以为应该冷静下来，认真分析自己的优势、不足和困难，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建设要破除自卑和等待情绪，不能坐等东部发展起来了，国家再腾出手发展西部。要寻找一条适合于自身特点的经济发展道路。
本报记者张述圣、胡跃平、陈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