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两种气氛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莎士比亚与两种气氛
王佐良
前不久，一位英国朋友来信，附有一篇即将发表的长文，谈他在1986年来我国参加莎士比亚戏剧节的观感。这位朋友叫勃劳克班克，他是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前所长，新剑桥版莎士比亚剧本主编，国际莎士比亚学会会长，应该算一个行家了。
文章写得相当详细，对于他在北京、上海两地看过的莎剧演出，几乎逐剧加以评论。有几个剧他没能看到，特别使他感到遗憾的是，错过了黄佐临先生导演的昆剧《血手记》即《麦克佩斯》。但是大部分的演出他是坐在中国观众席间亲眼看到了，总的印象是：中国第一个莎士比亚戏剧节很成功，超出了他的预料。
文章因有别用，我没能细读，但记得他谈到了下面几点：
首先，规模大。连某些在英国也不常上演的剧也搬上了舞台，如《泰特斯·安特朗尼克斯》。形式也多，《李尔王》一剧有三种不同演出，其中两种加上了中国情节和中国背景。
其次，演技精。中国演员有很好的训练，演莎剧各种角色都胜任愉快。
第三，改编成功。这次演出的一大特点，是把几个莎剧改编成为京剧和地方剧，如《奥赛罗》（京剧），《第十二夜》、《冬天的故事》（越剧），《无事生非》（黄梅戏），这些改编剧的演出给了他特别深刻的印象。
第四，同中国的色彩缤纷、乐音回荡的演出相比，西方的当代莎剧演出显得过分低调，有点灰色。
就先列出这四点吧。这些不是他的原话，而是我的综合，希望同他的原意没有大的出入。
其实，说这次演出成功的远不止勃劳克班克教授一人。1986年春夏之交，我们在北京的莎剧爱好者心情异常兴奋，趁着那花开时节的美丽夜晚，纷纷奔向剧场看莎剧演出。我所认识的几位外国学者，包括一位平时不轻易赞许别人的英国十六七世纪戏剧女专家，都在看了演出之后向我吐露他们的喜悦——衷心的喜悦，连那位女士也说得眉飞色舞起来。
感谢莎士比亚，使我们这些中外教书匠的清苦生活里多了一点色彩，一点笑声。
同时，也有点联想。
这次大规模莎剧演出的成功，我看原因之一是中国有一个长远的演剧传统，剧种众多，对演技有精湛的研究，能适应各种要求。莎剧又与中国传统剧种有颇多相似之处，例如都是在相当简单、甚至于原始的剧院之中，靠受过高度训练的演员尽量发挥自身的本领来演出雅俗共赏的动人戏剧。正因舞台简单，没有多少布景和道具，也就更加突出了演技的重要，从而有了许多程式——程式凝聚了长期演出的经验，使得演技能处于简洁、醒目、完美的最佳状态。
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谈得上改编莎士比亚的剧本。改编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1950年左右，我的已故同事张振先教授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写有关莎士比亚演出的论文，就是主张把莎剧改编为京剧的。然而追求莎剧的纯洁性的众多学者却怕把莎剧演得不伦不类，因此反对任何形式的改编。但是莎剧的演出史却充满了改编的事实，1660年王政复辟以后改编更多更厉害，即使大体遵照原作也是常有大的删节，要等到20世纪初年，随着学者们对于所谓最接近莎翁原意的标准版本的编订，才有导演们努力上演不经删改的全本莎剧。现在情况又变了，剧作家爱德华·朋特将《李尔王》改编成突出凶杀和性爱的恐怖剧，安诺德·威斯克以《威尼斯商人》为基础写了《商人》一剧来追溯犹太人的文明史，而大导演如比德·勃鲁克斯则把当今世界的冷漠和异化带进了莎剧演出。阐释的自由代替了对莎翁原意的追索。
于是而有勃劳克班克教授所提到的低调和灰色。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的当代文艺创作里都有这个现象。这也未必就是“不健康”的。文艺史上，向来是低调与高调并存，冷色与热色互为衬托；观众在听了多年的英雄主义的咏叹调之后，自然而然地会欢迎亲切而真实的常人声音，甚至卑下、粗俗的私语。但是这后者也未必能长远吸引人，就在它十分流行之时，也会有人喜欢悲壮激越的高调的。声音后面，有时代、地区和人。人处于什么精神状态，也就发出什么声音。
中国的莎剧演出没有去追随西方流行的低调，而发出了独特的声音，这是一件大好事。它说明受东方戏剧传统哺育的中国导演、演员和观众是成熟的，对于莎士比亚这位西方世界最大的剧作家的到来既不傲慢，也不拜倒，而是同他携起手来，共同恢复了戏剧的最古老也最根本的性质，即演剧是演戏，而戏是娱乐。当然也会有灵魂的震撼，思想的启发，对英雄的歌颂，对恶人恶行的谴责，等等，但是首先是戏。既是戏，就有吟唱，图景，流动的色彩，好看的姿势，就带来热闹的节日气氛，这正是演员、剧作者、最大的改编家莎士比亚所熟悉、所喜欢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