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瞩目的一年——1987年农村经济评析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多方瞩目的一年
——1987年农村经济评析
本报记者 姚力文 吴长生
肥、油、药叫紧，肉、蛋、菜涨价，由此引起的城乡双向震动，使农村和农业又成热门话题
农村改革已近10年。以1985年为界，对前期的成就，举世公认；对近期的评价，不尽相同。对刚刚过去的1987年，更是众说纷纭。
1987年，似乎是农业的多事之年。
上半年，化肥、柴油、农药、地膜等农用生产资料供应紧张，价格飞涨。农民攥着“挂钩”的票证买不到东西，怨声载道，抢购化肥事件时有所闻。一些地方，在抗旱的关节上，没电抽水，农民睁眼看着庄稼枯萎。一位被选为省人大代表的某省农民，进行选举时，勾掉选票上的候选人姓名，填上“化肥、柴油、农药”。在一些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相当紧张。
下半年，又发生另一种情况：上半年一些地方的农民还得排队卖肉猪，下半年，猪肉、鸡蛋供应却一月紧似一月，不少城市相继恢复猪肉凭票定量供应的办法。市场的蔬菜价格也直线上升。城市居民提篮叫苦，埋怨声声。
肥、油、药，肉、蛋、菜，引起城乡双向震动。但人们议论的话题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而是整个农村改革的得失和农村经济的进退。
有人作出中国农村经济已由超常规增长转入常规增长的判断；有人则得出农业“陷入徘徊”、“出现萎缩”的结论。
面对流通体制改革受阻，多种农产品收购乍放又收，地域封锁严重的复杂局面，一些人呼吁改革需要新的突破，农产品购销还得进一步放开；一些人则认为购销体制改革搞早了、改乱了，还是“统”起来好办事，甚至责难说：“计划就是法律么，为什么不认真执行计划！”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似乎只要有个计划，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
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一些同志指责它以小挤大，低水平过度竞争，发展过热；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乡镇企业经住了市场竞争的考验，方兴未艾，在当前对市场机制的适应能力远远超过国营企业。
农业的种种问题：生态环境恶化、农业投资份额下降、基础设施薄弱、技术推广艰难、部分产品生产波动较大……各方都在议论纷纷，许多人忧心忡忡……
1987年，农村和农业又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尽管各自的感受和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有异，但农村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情。
主要农产品的波动，给人们上了有益的一课：农业已转上商品经济轨道，我们怎能不按价值规律与农民打交道
到底怎么看1987年的农村经济呢？应当指出，由于农村新机制的框架才具雏形，远未能起主导作用，而旧机制还在顽固地起作用，因而农村经济新旧机制的摩擦增多，多方利益的摩擦增多。
重要的是，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需作冷静的具体的分析，分清哪些是长期的，哪些是近期的；哪些是旧机制遗留的老问题，哪些是新情况、新问题；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哪些又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不加分析，把各种问题混在一起，一古脑儿地归罪于1987年，或者用老观念对待新情况，那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甚至会加大误解，以致丧失继续改革的信心和勇气。
譬如，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就不是1987年才遇到的新问题。从1 958年大炼钢铁、大砍森林，到以粮为纲毁林毁草、围湖种粮，生态失衡几十年的老账，怎能在一两年内还清呢？
农业投资份额下降问题，特别是忽视对农业的技术投资，也是多年来未得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仅举一例：我国目前生猪死亡率在10％以上，而先进国家只有2％—3％。只要加强疫病防治，死亡率是可以大幅度下降的。有关部门曾再三再四地呼吁，要求建立一座生产水平较高的疫种厂，可至今没争取到投资。猪，年复一年地每年病死数千万头。一些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农业投资长期不足，是几十年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决定的，改革正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在一年之内融化几十年结成的坚冰，也是不现实的。
那么，哪些是1987年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呢？可以列举很多，例如猪肉供应紧张，生产资料涨价过猛等等，最重要的新情况——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最近指出的，是农业转上商品经济轨道，出现了周期性的波动，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还出现了供给与消费需求对应关系的变化。
面对新形势，农民进步了。他们不满足于文件上规定的相对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名义，而且要求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生产与经营自主权，要求改变长期所处的不公平经济地位。而一些领导机构和部门却落后于形势，缺乏对新情况的了解和科学分析，没能及时拿出与改革相适应的有力对策，特别是没有真正把农民当作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来对待。结果是加剧了转轨时期的矛盾冲突与摩擦，加大了生产波动的幅度。
生猪产销，表现最为突出。1986年，各地普遍出现“卖猪难”，市场肉价一个劲下跌。湖北竟有农民提着麻袋上市买便宜猪肉，驮回去喂貂。市场信号告诉农民：养猪不赚钱了！此时，政府本应有所作为，采取保护性措施，帮助农民度过风险。但有关部门、地方几乎都是宁可花力气动员城里人多吃“爱国肉”，也舍不得花些钱来“买”农民养猪的积极性。甚至是同农民对着干，你卖难，我也抛库存，商业部门生怕存肉吃了亏。农民别无选择，只好埋猪崽、宰母猪。这就必然导致1987年的猪肉紧张。对付紧张，许多地方依然采用加强地域封锁、限购限销等老办法，结果事与愿违，农民宁可自宰自食，也不卖给食品站，于是更加剧了猪肉供需矛盾。
糖料生产也如此。前几年，已出现“糖贱伤农”的苗头。广东农贸市场竟出现“以蔗充柴”的怪现象。既然“一斤蔗不如一斤草”，农民自然不愿种蔗。大概也是怕引起“城市震荡”，带来“连锁反应”，调价措施迟迟未能出台。直拖到糖厂停产、市场断档，有关决策部门才认识到蔗价早该动了。
当然，对商品经济，从上到下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其间，有些失误也是难免，生产出现被动也不足为奇。值得反思的是，有些可免的失误没能免除，有些可小的波动却人为地扩大了。
1987年猪、糖生产、供给波动的事实，又一次宣告：“多了砍少了赶”的老办法不仅失灵，而且有害。在改革9年后的今天，农民理直气壮地走上“价值规律”的“法庭”。
1987年的实践给我们上了有益的一课：价值规律只能遵循，不能背离。不论是谁，必须学会按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而要真正做到按价值法则办事，还必须坚决地逐步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这正是继续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
一边波动，一边前进，这就是今天的农村和农业；1987年是这样，今后也将是这样……
1987年，是农村多方面取得新进展的一年。
——在新旧体制摩擦，流通体制改革受阻的大环境中，各地分散自主决策，努力改善区域“小气候”，使改革有所突破。例如，浙江省大胆改革生猪购销体制，收购、销售价格同步放开，城市肉食补贴由暗转明，有利于刺激生产，节制消费。江西赣南地区开辟粮食购销改革试验区，实行定额包干，经营权下放到县，除城市口粮外，其余用粮一律放开经营，对广东、福建不实行封锁。试验半年，活跃了粮食流通，农民得利，地方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长。
最近，有关领导部门充分肯定了分散决策的新经验，认为这是一股支持地方、群众创造的新潮流，对改革深入有巨大推动作用。
——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农村经济中明显增强。最有说服力的是粮食生产。在化肥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一涨再涨，粮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却恢复到1984年水平，总产比前年增加100亿公斤，单产超过了1984年。这是农民对市场粮价上升的积极反应。它说明，只要坚持改革，搞活粮食购销，搞好生产资料的供应和技术投入，粮食生产“更上一层楼”是大有希望的。水果、水产品生产持续大幅度增长，更证实了这样一点：哪项农产品切实按价值规律办事，放得越开，经营得越活，发展得就越快。
——在资金短缺、原材料供应紧张、竞争加剧、摊派增多等不利条件下，乡镇企业产值和利税仍比上年增长20％以上。这表明，广大农民寻求新就业门路的欲望，依然异常强烈。并再次证明乡镇企业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农民办工业的大潮，方兴未艾。
——在国内外市场引导下，开发性、创汇型农业有了新发展，沿海、内地，平川、山区，都涌现出一批开发荒滩、荒水、荒山、荒地的新典型。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采取私人、合股、工贸结合、产销挂钩等多种形式经营，展示了群众性深度开发农业的广阔前景。
——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工作有了新进步。许多地方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促进生产水平大提高。新疆大面积推广地膜覆盖和玉米良种，平均亩产高达750公斤。沿海地带以国际市场的需求为质量标准，改革耕作，提高管理，带动生产技术水平全面上升。
——农业投入减少倾向，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了重视。从政府到农民，都想方设法，增加投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去年，沿海各省共新开虾池180万亩，资金主要是靠农民自己筹集的。农用生产资料价高，但仍供不应求，也从另一面证实了这一点。浙江、内蒙古、青海、四川、山东、陕西、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新疆、安徽、甘肃等省区，都采取不同方式，筹集资金，组织劳力，增加对农田水利、畜牧、林业、农用工业等投入。
上述状况，令人亦喜亦忧。喜在，近年为人们所担心的农业投入减少、水利失修等问题已经引起普遍重视，情况开始出现转机；忧在，多数地方采取的还是“以工补农”的方式，还是封闭式的农村自我循环。如何切实纠正城乡倾斜，建立起城乡协调发展，工农经济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还是一个远未解决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