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消灭错误，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斗争——介绍人民出版社检查出版物的经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为消灭错误，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斗争
——介绍人民出版社检查出版物的经验 涛然
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筹备委员会按：要提高出版物的质量，所有出版工作者必须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部出版工作中必须有完善的制度和严密的纪律。对于这一点，目前出版界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紧要的是怎么样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这一篇介绍人民出版社检查出版物的经验，值得全国出版社加以注意。希望各出版社也对自己的出版物进行检查，检查过后定出改进工作的具体办法来。
人民出版社是根据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国家出版社之一，它担负着国家政治、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任务；自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成立到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共出版图书和期刊八○三种（其中有四百五十六种书是以前新华书店出的）。在这些书刊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质量较高、为读者所欢迎的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就其出版工作的质量来说，为出版界开创了新的标准。但是就全部出版物来看，它的质量还远没有达到国家出版社所应有的高度水平。这种值得严重注意的情况，在人民出版社第二季工作总结和出版总署召开出版行政会议期间，已被明确地提出来。以后，经过上级的不断督促和负责同志的反复动员，在去年八月底到九月中，人民出版社开展了一次消灭错误、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检查工作运动。这一运动是以检查出版物质量为中心，同时联系到工作的思想性、计划性和工作制度、工作作风方面。在近一个月的期间，共检查了二百六十多种书刊：其中，一部分是从头到尾一字一句检查的，大部分是抽查几章或几篇，翻译书大都是对照原文抽查几段，还有一小部分只检查了目录和封面。这一比较细致的检查，揭发了人民出版社工作中存在着的许多惊人的错误和混乱现象。这些错误，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许多丛刊，内容庞杂，选材不当。譬如：已出版了九十四种的“新华时事丛刊”中，有政策文件，有时事宣传鼓动材料，有通讯报告，也有理论性的著译，无所不包，简直是混乱的集大成。丛刊之一的“艰苦斗争中的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里，集印二十多篇各种各样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编排，使人看不出它的政治秩序和编辑的目的。“新法学参考丛书”中，有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的译本，有苏联等国的各种法典的译本，也有各种法律概论的译本；把这套丛书的书目排列在一起，就可看出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丛刊”，出了五册，共四十六万多字，其中所收的材料，有些是针对某些一时的具体的情况而写的，事过境迁，就不能起多大作用；有许多介绍经验的文章，互相重复；各册的分类标准也不明确。“新法学理论丛书”只出版了三本，“哲学研究丛书”则仅见一册，以后都没有下文了。出版者自己编辑一套丛书时，并没有认真的计划和明确的目的，又没有认真的审查和编辑加工；在委托别的机关编辑一套丛书时，更没有和编辑者详细地商量研究改进的办法，所以就造成了这种错误。
第二，有些书中用了错误的材料。譬如：“波兰共和国”的书名错成“波兰人民共和国”，附录的波兰政府人员名单中有叛国分子名字（现已改正）。“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现已停售）一书中，把两个反革命分子写成革命者。“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现已停止重版）里编入了一篇表扬用错误原则处理干部问题的文章。“美帝国主义是怎样成长的”里，把共产主义者佐尔治写成“社会主义劳工党”的组成者（该党实际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德里昂领导的），把一八九四年克利夫兰镇压罢工写成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残杀工人的事件。“美国已经法西斯化了”里，说在罗斯福时代三K党不敢活动。这些都表明选用资料时，没有严格的考订，以致造成不合事实的政治错误。
第三，编辑体例没有一定规格。譬如：有些国家政策法令的单行本封面上刊印着某某社编或某某机关编的字样。恩格斯著“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因译文有些修改，就不加思索地在封面上加了“修订本”（这个封面印成后才发觉不对，作废重印）。很多编著或翻译的书上，都没有向读者交代编著或翻译的目的和选材情况。在书上的“前言”“后记”一类文字，署着“编者”或“编辑部”或“人民出版社”等等不同的名称，也显得很混乱。
第四，翻译错误和语文不通的现象十分严重。譬如：由英文译来的“对共产党员的审判”（印成后作废），内容本来很好，但译文却糟到极点，三句中有两句读不通；到处可以碰到像“它里面，有足以影响甚至于一个意志坚定的赫斯特报章读者的两三点露骨的表现出来”、“对于一偶然直接的问题，用偶然直接的答复！”、“这显示着我们的警察非常地歧视和慎重地顾虑人权的特征”、“而且在反共政府和阶级统治中的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国家里参加共产党的数百万人当然也都是自愿参加的”等令人莫名其妙的句子；且有把“马德里”译成“玛卒雷得”、把“季米特洛夫”译成“帝米出洛夫”等等荒唐错误。这本书竟未予审阅即行付印，以至造成重大损失，实是出版者的严重错误。“二十世纪野蛮主义的逻辑，我们应该毁灭吗？”一书的书名，就译得令人无法理解；书中语句不通、年代数字错讹、译名前后纷歧的现象，也是触目惊心的。国际和平运动的刊物“保卫和平”中文版的最初三期上，也有一些地方文理不通和译名混乱（如把德国的席勒译成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字，把热那亚译成日内瓦）。法律条文的译文，照理说更应十分正确，可是在“苏联刑法概论”中，竟有把“军人明知有准备叛国或进行叛国而不报告”翻译成“明知军人准备叛国或进行叛国而不报告”；“斯大林论宪法草案”译文中有漏掉的句子，其中有一页上把戈果里的“死魂灵”，用了“死魂灵”和“死人口”两种译法。类似的错误，在别的书中还可以找到不少。
此外，语文不通的现象，例如“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丛刊”中，有“把高潮引向深入和经常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控诉运动相结合，是开展全市性控诉运动的关键”、“将近三百八十六个生产小组和三千八百九十余个模范劳动者”、“热火朝天的竞赛合同也订立起来了”等等。
第五，由于在整理原稿时未能校出作者的笔误和校对工作不精也造成了一些错误，例如把“李完用”错成“李克用”、把“李秀成”错成“李自成”、把“社会主义”错成“帝国主义”、把“抗美援朝”错成“抗美抗朝”或“抗美援美”、把“资产阶级”错成“无产阶级”等等。这次检查了七月份出版的十一种期刊共二十本，一百六十万字，检查出错字、漏字一百三十四处，标点符号错误七十一处，引文和原出处不符的四十一处，译名不统一的十七处。
第六，封面装帧也有许多缺点。主要是思想性不强，表现着单纯技术观点。例如追求形式变化、爱小趣味，有些封面色调暗淡和书的内容极不相称等。一般来说，书籍封面五花八门，很不朴素，还没有创立一定的风格。
第七，在印刷方面：常有印刷错误、偷工减料和模糊不清的现象，“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纪念刊”是最典型的例子；而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书脊上的“论”印为“党”、把第一章的标题“绪论”印为“结论”，则是更严重的错误。
第八，在宣传推广工作方面：有许多广告文字，内容空泛，语句不通；广告招贴往往在出书以后很久才发出去，因而失去时效；有一种招贴上把“新华书店”弄成“新书华店”，一直印了一万四千九百张，才被印刷厂同志发觉，造成很大的损失。
截至去年九月底，由于有些书刊部分重印，有些书刊加印勘误页，有些书错误严重而停排、停印、停售等返工浪费现象，损失了国家财产七千多万元；而政治上所遭受的损失，则是不能以数字来计算的。
所有这些错误和缺点，都表现了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异常缺少严肃性和责任心，并缺少经常的制度和必要的纪律。经过这次比较彻底的揭发，大家才充分体会到问题的严重。为了扩大这种自我批评的影响，在去年十月中旬，人民出版社又把全部检查的结果，布置了一个小型展览会，其中陈列着：（一）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部书刊样本和有关的统计图表；（二）各部门的工作检查报告；（三）按生产过程排列起来的被检查的书刊样本和说明文字；（四）一部分好书的样本和工作中比较好的事例（如整理和校对工作中建议编著译者改正原稿上错讹、遗漏和不通顺、不妥当的语句等的范例，还有他们向编著译者所提疑问被采纳（约占百分之八十）的统计数字），这里给大家指出防止事故和提高工作质量的许多方法。
这种“实物教育”对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有的同志说：
“这次检查工作以后，我才认识到什么叫做工作的严肃性。”绝大多数同志都已信服地接受了上级“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斗争”的口号，在工作中开始认真谨慎起来。
为获得有关方面的指导，并和同业互相砥砺，展览会在去年十月末对外开放。到十一月底，参观的有北京的新闻、编译、出版、发行等机关团体五十几个单位的一千五百多人，大家都觉得这个展览会开得很好。他们说：“国家出版社这样认真严肃地检查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一堂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课，也是一堂有丰富内容的业务课”。一位出版工作人员说：“我是多年留学德国的出版工作者，但从未受过这样深刻的教育。”许多同志都希望把这样的检查运动推广到全国，让整个出版界都来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斗争。足见这样的检查工作，是有重大的思想教育意义的。
这样比较严肃认真的有系统的检查出版物的工作，不但在人民出版社是第一次，而且在中国出版界也是没有做过的。它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主要是由于：（一）事前经过比较充分的思想酝酿和动员，初步地揭发了一些错误现象，用事实向工作人员进行说服，克服了当时存在着的自满情绪和强调客观困难的心理，使大多数同志掌握了运动的精神；（二）以提高工作的严肃性、思想性、计划性为目的，以检查出版物为重心，一开始就提出了比较细致的检查计划和检查方法，使运动容易贯彻；（三）全体工作人员参加这个运动，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领导方面也督促检查得时。
根据这次检查的结果，人民出版社目前正进行下列两个方面的工作：（一）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纪律；（二）加强干部的理论、政治、业务的学习。这两方面都是为了达到加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思想性和计划性，树立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的目的的，是消灭错误和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