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的思念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红岩的思念
刘泓
一生赤胆忠于党，
苍松翠柏永留芳。
渭水河畔服张杨，
八年红岩夜明长。
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怀念。
在30年代中期，我和当时许多革命青年一样，都曾做过学好理工，发展祖国工农业生产，使祖国繁荣富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迷梦。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寇的入侵打破了我们的迷梦，亡国奴的悲惨命运威胁着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民族的危机已是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而当时的国民党当权者们，为巩固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一副奴颜，百般退让，将力气都放在打内战上。全国各阶层人民困苦万状。在极度愤懑失望之余，我们这一大批在国民党统治区接受革命思想的知识青年，通过各种渠道清楚地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
1936年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驻防在西安市的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其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领下，扣押蒋介石进行“兵谏”，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投降政策。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头子汪精卫、何应钦之流则企图以讨伐张、杨为名，牺牲蒋介石，掀起全面内战，如其得逞将给日寇灭亡中国造成有利时机。在危急时刻，毛主席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来到西安，向张、杨及其部属做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促使西安事变得到有利于人民的和平解决，迎来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消息传到重庆爱国青年学生中间，使我有生第一次知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有像周恩来这样传奇式的人物，力挽狂澜，使中国免于一场毁于内战的灾难。
可笑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妄想把他们可耻阴谋的失败涂脂抹粉一番，把蒋介石1936年12月25日飞返南京定为什么“民族复兴节”，在国民党统治区大肆庆祝，在重庆组织各界民众搞10万人的提灯火把晚会，游行“庆祝”，并企图利用这次游行扩大其政治影响，领着群众喊“蒋委员长万岁！”“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等反动独裁的口号。但是事与愿违，革命的人民不会永远沉默或被愚弄。当时我们被迫参加所谓“民族复兴节”活动的广大青年学生，在重庆市地下党及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领导下高呼“全国人民、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且引吭高歌，唱起了当时民间流行的救亡歌曲，此起彼伏，如排山倒海，如阵阵春雷，震撼了整个山城。
这一通宵的大规模游行以后，在重庆的不少大、中学校内抗日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各种形式的宣传队、街头演出队、歌咏队、学术讨论会、墙报等，如雨后春笋一样，争先恐后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在当时受到革命斗争的启发和锻炼的我们一大批青年学生，在1 938年前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分赴延安和全国各地革命需要的地方，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
这一切都和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胜利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母亲饶国模同志自幼生活坎坷，受过贫苦，青少年时期发奋图强，勤读古书，吸取了部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一贯同情贫苦受难人民，富于正义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能辨忠奸，且我二舅饶国梁是早年为推翻满清、创建民国而英勇牺牲在广州黄花岗的72烈士之一，他的爱国民主思想更使她深受影响，她腾出为实现“实业救国”理想而经营十几年的红岩村大有农场，欢迎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进驻。
周总理、邓大姐和其他南方局的同志们自1 939年春陆续迁至红岩村。1939年5月至6月在周总理、邓大姐主持下，成立了第一届南方局学习班。由周总理、邓大姐、董老、博古、凯丰、黄文杰同志等作讲演，我也有幸参加听讲。当时学员都是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党员骨干，互相保密不道姓名。由周总理在南方局创办的各届党员骨干学习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造就了不少忠于党的事业的得力干部。
1941年10月我们派往新疆学院土木系的一批党员毕业时，因新疆督办盛世才叛变，不能留新工作。在陈潭秋同志亲切关怀和精心安排下，我们历经艰险回到四川老家。返川后，周总理将我的组织关系交由董老领导，在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记得母亲曾多次邀请南方局那些可敬的客人来家聚会（她往往是不辞劳苦，亲自下厨房操作），以表示对反动派的蔑视和对革命胜利的喜悦心情。在这些聚会中，我有幸几次见到周总理，他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对党的无限忠诚、广阔的胸怀、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见解，再加上他诚挚而又富于风趣的谈话，爽朗的笑声，无一不使我由衷感到周总理的可敬。每当我回到红岩村老家时，深夜眺望到办事处彻夜不灭的灯光，都更引起我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从而增强对革命事业的信心。
回忆起这段历史，我心中犹如燃起一团熊熊烈火，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憧憬着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