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
本报记者 王楚 杨振武 高海浩
一场春雪飘过，北京城里的空气格外清新。
第一次由差额选举产生的2800多名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带着民情、民意，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风尘仆仆地汇集首都，走进了最高权力机构的“议政厅”——人民大会堂。
出席这样一个举世注目的大会，每位代表的心情都是不平静的。往昔的回忆，现实的问题，肩负的使命，使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参政意识，从而为大会，也为我们国家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浓郁的新气息。
差额选举的出现，不只是方式的更
换，它孕育了中国新一代人民代表
有资料表明，出席这届全国人代会的大部分是新代表。第一次当选为“中国议员”，到北京参政议政，代表们的情绪很高。
“我是受人民的委托来行使权力的。”来自湖北的代表吴爱娣、曾祥芬，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她们来京前走访了选区，广泛征求意见，已草拟了提案，准备在会上提出来。她们说：“人民选咱当代表，咱就得代表人民说话。如果光是举手，就对不起选区的人民。”
类似这种“行使权力”的意识，在这届人大代表中有突出的显露。前不久，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杭州时，几位代表因为无法容忍“参观游览”式的视察，当场就对着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对这种视察安排方式提出批评。然后，又纷纷转向基层，“微服察访”。当地电视台如实播放后，人们说：对，就是应该这样！
一些代表们这种强烈的“代表意识”，经历了不久前的差额选举，变得更加自觉了，而人民与代表之间的关系也得到调整。
来自河北的人大代表吕传赞也是六届人大代表，他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谈到，搞差额选举，选民可以按照法律规定联名提候选人，这样就把候选人置于人们的比较之中。选民有了较多的选择余地，可以更多地体现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虽然中选的不一定是最有才华的人，但一个有丑闻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较多选票的。这位55岁的省委副书记说：“与上次当代表相比，我这次就感到更加荣幸，主要是因为经过了差额选举。”
民意是杆秤。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每一位代表，不论资格和经历，也不论民族和性别，都无一例外地在差额选举中经受了一次民意的测验。虽然这其中也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毕竟把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推进了一步。
据各地提供的材料透露，在差额选举中，人们已经不再只满足于简单地介绍候选人的情况，而是要求和候选人直接见面，了解他们的经历、才能和政绩。选民们珍视自己神圣的一票，越来越多地开始思考投票的准确性。一位仅以2／3选票当选的人大代表说：“我不感到气馁，因为我毕竟可以代表人民说话了。”差额选举，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增添了活力。
代表们的思考是多侧面的，带来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意向是：如实反映民意，积极参政议政，加速已经启动的民主机器的运转。
古老黄土地滋生的经济民主意识，
激发了民众对政治民主的追求
80年代升腾于中华大地的政治民主意识，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古老的黄土地上孕育着的亿万农民的经济民主意识。一位对政治学颇有研究的人大代表说：“研究中国的民主，不能不从农民追求经济民主破题。”
1978年，正当8亿农民在贫困、狭窄的“胡同”里徘徊，安徽省凤阳县农民为了生存，把田地偷偷地分了。来自安徽省的人大代表回忆起这次举动，津津乐道：“这可是农民找到的一个能决定自己事情的地盘，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开始自主经营。”
凤阳农民在这穷乡僻壤的创举，惊动了中南海，引起了党中央的极大关注。随后，“包”字进村，“包”字上山，“包”字下海，唤醒了亿万农民的自主经营意识。
仍在担任城市政务领导工作的人大代表周朗溪说，“正是由于8亿农民经济民主意识的增强，猛烈地摇撼了僵化的城市经济体制。”1984年，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联名给省委写信，请求给企业“松绑”，还权企业，在中国成千上万个企业中引起强烈反响。
于是，在重庆、在武汉、在沈阳、在石家庄……相继出现了以“简政放权、搞活企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改革试点；中国的一大批企业开始摆脱“政府的附属物”的痛苦，以自主经营者的身姿闯进了商品经济的大海。
承包、招标、破产、兼并……商品经济中出现的一个个竞争现象，极大地刺激着人们传统的民主思维定势。
农村、城市经济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使人们转向对政治民主的探寻。新民谚有谓：“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此话虽有偏颇，但它毕竟反映了当今中国的政治氛围。对此，一位西方人士曾评论说，“在中国，民众已开始具有敢于在政治上直言的开放心理。”在车间、田头、办公室、学校，甚至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上至全国大政方针，下至婆婆手中的菜篮子，人们由过去的私下嘀咕，转入公开评说、议论；步鑫生被免职后，全国上下议论纷纷，形成“一人沉浮、千夫评说”的气氛，促使新闻界纷纷对此发表不同的看法，使社会舆论不再重复只有一种声音的旧状况；
当许多企业刚刚获得自主权，又纷纷被上级部门收回，全国三十几家省级以上报刊纷纷疾呼；
一位曾获省级“优秀青年厂长”称号的农民企业家，因无法容忍企业自主权被多次干预，公开辞职抗争；
投标者尚未亮相，中标者早已“内定”。山西太原某厂一批工人为此自发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揭露本厂招标承包中践踏民意的丑闻；……
震撼社会的大变革，使原来深藏水下的矛盾浮露出来，不同利益关系的调整，带来了政治、文化诸多方面的冲突、撞击、困扰，迫使人们不能回避一个重大的改革命题：提高领导机关重大活动的开放程度，畅通协商对话渠道，加强社会舆论监督，改进选举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中国民主建设几经曲折、磨难，终
于确定了符合国情的最佳选择
民主制度的选择决非易事。我们曾经为此经历过艰难、痛苦、曲折乃至付出沉重代价。
在十年动乱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而“全面夺权”。这种席卷全国的“大民主”祸及千家万户，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许多人大代表谈及这段历史无不深恶痛绝：“中国决不能重演这样的‘民主’，老百姓是绝不会答应的。”
在改革的第八个年头，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演说，震惊全国。“尽管大多数学生的动机是迫切希望改革”，人大代表罗丽兰教授分析说：“问题是学生们选择的民主方式不行，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即使他们的父母亲也是难以接受的。”
在东南沿海地区，有些企业职工为了抵制领导的不合理做法，停工停机以示不满。来自浙江省工会系统的人大代表章凤仙了解了不少这类情况，她说：“这不是民主的方式，它会带来企业生产的损失，同时影响职工自身的利益。”
能否把民主制度的选择目光转向西方？来自河北的人大代表田福庭说：“中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肯定行不通。因为民族心理、民族传统不同。尤其是经济基础不同。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须与它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这位人大代表还列举有关资料：“比如西方国家的竞选，很大程度上是财力的较量。竞选一个议员席位的费用就要几十万美元。这在中国有几个人能办到？”
有人认为，如果把中国的民主建设比作建造一座“大厦”，那它只能按中国的图纸来构筑。除此别无选择。来自中原地区的民主党派代表林金铭教授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民主建设的最佳选择，它足以撑起整个社会的机体。”
1987年，全国县区人大、政府换届，权力机构的组成人员全部实行差额选举。接着，不少省市的人大、政府换届，同时推选全国人大代表，也都依法实行差额选举。据有关方面民意调查，这种改进已使人们对选举的冷漠心态明显改观。来自电视台的观众调查也证实，实况播出人代会活动的新闻收看率明显上升。
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把《企业法》草案公布全国，组织征求社会各界群众意见。这是我国第一次把立法的讨论范围扩大到基层，让人民直接参与法律的修订补充，得到广泛响应。
据记者接触到的社会各界反应，人们开始把对民主制度的思考落点，集中到正在不断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北京市近日公布了一次抽样问卷调查：有82％的人对人大工作给予积极评价。一位当选为人大代表的租赁承包人告诉记者，同事们特地为她举行欢送会，送她上北京。
大会前夕，在首都北太平庄，一群正在等车的乘客发现两位过路的人大代表，主动招呼说：“你们不要尽说心情激动，要多多反映群众的呼声。”两位人大代表闻之百感交集，他们感到：这是一种民意，也代表人民的期望——体制要改革，经济要振兴，法制要健全，民主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