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华东石油学院教授朱亚杰说：
增加透明度保证决策民主化
决策问题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都赞成万里同志讲的决策要民主化、科学化，但首先要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否则无法做到民主化和科学化。
我是搞能源研究的。在石油问题上，国内曾有一度盲目乐观，现在又出现一种悲观情绪，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大幅度波动？连我这个搞能源的也无法回答，因为透明度不够。
再如电力和煤炭，十几年来电力的缺口越来越大，什么原因？靠煤炭解决能源能够持续多久？靠地方小煤窑解决部分煤源是否有足够的后劲？
赵紫阳同志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但报告中没有提到沿海地区的能源问题怎么解决。沿海地区恰恰缺乏能源，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
以上仅举一些例子。总之，决策要民主化科学化，首先要增加透明度。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涵奎说：
政协委员应该有监督权
政协委员对各方面的工作提出过许多意见、建议和批评，有些意见很尖锐，但总感到不大容易起作用，很多意见没有被采纳。政协讲的是“互相监督”，可是，我觉得我是民主党派，共产党的政治水平应该比我高，我怎么来监督你共产党呢？有自卑感。钱学森副主席在报告中说，只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各种活动中发表的见解和意见，都应受到保护。为什么写这句话呢？就是说政协委员发表意见还需要保护！这样他还能讲什么呢？太弱了！我们要一个权，就是监督权。因此我建议，应该给政协委员以监督权，并制订法律明文规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说：
政协要保护敢讲真话的人
我们是受到信赖才当了政协委员的，同样，我们也信赖党和政府。因此，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就要有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道义和人格的力量讲真话，包括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是民主议政的前提，政协应当保护这种议政的热情。
如果委员根据事实讲了真话，受到追究和处分，势必要影响其他委员的心态。而政协委员没有积极、健康的心态怎么行呢！我国有十亿人口，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加一起才几千人，这些人都不敢讲真话，那就没有希望了。
“文革”破坏最厉害的就是民族的文化心态，而文化心态一旦受到破坏，补救起来就难了。目前，在改革中一些人表现出的某种紧张感，怕政策变，顾虑多端，没有长期创业、长期建设心理准备。这就是“文革”对文化心态破坏的一种后果，而且已经影响到了青年一代。这显然是于改革不利的。
西安医科大学教授方亮说：
考察工作不要流于形式
政协委员中专家学者多，是国家最大的咨询顾问机构，应该充分发挥委员的所长。可是在组织委员考察工作时，往往不管学什么专业的都混在一起，一起去发电厂，一起去监狱，一起去纺织厂，匆匆忙忙转一圈，这样很不够。这种做法必须改变。只有把工作考察和委员各自的所长结合起来，才有利于发现问题，为国家献计献策。
复旦大学教授卢鹤绂说：
希望政协促使合理使用人才
促使社会合理使用人才是政协的重要职责，全国政协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仍很不够。
大学培养的人才应该大量进入工业企业。可是我们国家大学毕业生不是大量进入工业企业，而是留在学校或到机关，博士等高级人才到企业的更少。因此，工业企业研究发展的能力差。美国大学毕业生大量到工业企业中去工作。40年代我在美国留学时，与我同学5年后毕业的物理学博士有10人，其中8人到了工业企业，1人到纯研究机构，只有我1人回国后到了大学。美国工业企业高级人才多，研究发展能力强，经济实力就强。一个工业企业办得好不好，有无发展前途，就看它的研究发展部门怎样。我国科技人才到企业去，要受到很多阻碍，这个问题应该解决。现在我们还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别的国家就看中我们这点。50年后这个优势就没有了，因为那时机器人已普及了。也不能依靠“地大物博”。按人口平均计算，我们称不上“地大物博”。如果再不合理利用人才，让大量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进入工业企业，我们的后代就没有饭吃了。这个意见我在上届政协提过两次，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次还要进一步提出与此有关的提案。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李容光说：
发挥监督作用消除腐败现象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就是要我们这些人把民心民意充分表现出来。政协如果不能起到政治协商的作用，也就难谈民主化、科学化；如果不能发挥监督的作用，各种腐败现象就无法根除。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沈醉说：
重视和做好接待台胞的工作
邓颖超主席在1984年元旦茶话会的讲话中提到，既希望听到台湾当局、又希望听到台湾人民的意见，并邀请台湾当局人士和台湾人民以自己的意愿方式来大陆探亲、访友、讲学、就学、进修，大陆人民将给予热情亲切的接待，保证来去自由。这一讲话的愿望去年11月就已实现了，这是中共中央多年来正确制定和执行了对台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所收到的效果，打破近40年来不相往来的封锁局面。从去年11月起到现在已5个月了，接待台湾回大陆的人员已成为各级政协一项光荣而繁重的工作。
我先后接待过40多批、60余人，不包括我的儿子。今年1月间，我又去深圳、珠海等地考察了一下各地接待台胞的工作情况。我准备争取在大会上发言，呼吁要重视和做好接待台胞的工作，这对实现“三通”和统一祖国有极大关系。
北京六一幼儿院名誉院长姚淑平说：
提高保教人员和家长素质
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0—7岁儿童的学前教育，我国近几年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包括政协委员多次提案，托儿所、幼儿园的数量有所增加，虽然还不完全尽如人意，与过去相比还是有所改善。但是现在，我们的学前教育还不配套，具体地说，就是有了托儿所、幼儿园以后，还要提高保教人员的素质，同时也要提高孩子家长的素质。
现在群众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家长不知怎样疼孩子才好，给孩子拚命吃、拚命穿，要么溺爱、放纵，要么望子成龙心切。在各个层次的家长中，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都有很大一部分不懂应该怎样教育孩子。有人说中国10亿人，有8亿不懂儿童教育，我看这话不为过。
我建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像抓托幼事业那样重视抓好父母教育，开办更多的家长学校，以促进我们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邹明说：
报纸要敢登不同意见
发扬民主，这个我们听了多少年了，但到底怎么发扬，谁来推动呢？我想，人民政协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机会。人民政协委员各界都有，各地都有，也比较了解情况。另外，人民政协素来有敢说话的名声。
人民政协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化，我看首先就是政协委员的发言要争取报纸刊登。报纸如果只登正面文章，不敢登不同意见文章，这怎么叫决策民主化呢？目前，有些可行性研究，只是挂了个牌牌，常常是根据领导思想、长官意志行事。希望报纸把各种不同的意见拿出来，大家可以互相争议、互相讨论。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沈湘说：
文化建设事业应有总体远景规划
我们既然把“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两个口号放在相提并论的地位，那么就应该对前者也用相应的精力加以关注。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应该预见到将来需要有什么样的文化成就，才能与我们这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地位相称。建议文化领导部门对此拿出一个总体性的远景规划。目前的状况似乎是“堵耗子洞”式的，哪儿出了问题就在哪儿照应一下，缺乏一个有轻重缓急、对不同类别的文化层次分明的管理策略。例如，哪些属于市场消费性的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大众文化），哪些又属于需要国家花一定财力护养的文化。前者是能赚钱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可以向国家纳税的；后者则可能是赔钱的。这种情况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莫不如是。对这不同类别的文化事业，国家有关部门在管理上应明确地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艺术事业健康均衡地发展。
在规划文化事业发展的时候，当然也要考虑现实的经济状况，要考虑经济效益，但不能鼠目寸光，不能从单一的角度看问题。文化事业的投资效益往往是难以用钱算清的。今天用1万块钱能做而没做的事，几十年后可能用1亿块钱再做也无济于事。何况用美育来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本身就影响到物质文明建设的效率和成果。（张权委员：我在联邦德国访问时，主人告诉我，在战后的废墟时期，当人民还在为吃饭问题而发愁的时候，政府依然勒紧裤带，用很高的报酬从国外请一流艺术家为人民演出。他们说，是这种精神气质，从一个方面推动战后经济的迅猛发展。）
我赞成前不久文化部提出的文艺团体体制改革的设想，只有这样，那些代表我们国家文化艺术水准的各门艺术才能生存下去。否则，一律要求艺术家都去赚钱，对某些人就好比“逼良为娼”。我建议，这种新体制下的国家级演出单位，应实行聘任制，不要纠缠人事，合同期满而艺术素质下降者，即将其解聘，以确实保证少而精。这类真正的尖子人才，要敢于奖励，敢给高薪，比之从事消费性文艺的人来说，拿月薪500、1000元不算多，如此实行，也可从某种程度上遏止艺术人才的外流。
（附图片）
全国政协代表在小组会上 　傅旭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