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陕西省省长侯宗宾说：
改革建设都须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当前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以改革总揽全局，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和建设的顺利发展，都须以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先导。
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解放思想的根本标准，就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些同志说，我们陕西的突出问题是：改革步子没有沿海大，对改革者的非议比沿海多；经济发展没有沿海快，“超高速”的责难比沿海凶；许多工作没有沿海搞得活，旧的条条框框比沿海多；生产力水平没有沿海高，满足现状的心理比沿海重；物价没有沿海放得开，冻结物价的要求比沿海高。这些问题，既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差距，也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着力解决的主题。
特别是，某些明明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有的同志认为“合理不合法”，不敢放手支持，放开发展，更有人怀疑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盲目求纯的“左”的思想影响，多年来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某些非科学的观点，仍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对这些至今束缚着人们思想的东西，我们应当花大气力去冲破它。
从我们陕西省的实际来看，引进竞争机制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一个难点。面对这个难点，是进还是守？这里有两种抉择。一种以守求稳，当西北的“守备队”，四平八稳，坐失良机；另一种是知难而进，争当改革的“尖兵队”，敢于创新，开拓前进。我们总的想法是：改革要在承包中深化，承包要在竞争中突破，竞争要在效益上落脚。进一步解放思想，要紧紧把握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赫说：
在沿海经济发展中当好“二传手”
李鹏代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作为非沿海地区的内蒙古怎么办？我认为内蒙古要在发展沿海地区经济中当好“二传手”。
我们所说的当好“二传手”，就是充分发挥我区的资源优势，凭借相对丰富的能源、原材料以及价格比较低廉的半成品和初级产品，吸引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的资金和技术，加快内蒙古的资源开发，以逐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也使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更好地发挥外向型经济的“主攻手”作用。
为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仅仅重视沿海地区的开放是不够的，还应重视中西部资源的开发。我希望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开发步伐加快一些。当然这些地区的经济与沿海地区的经济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要把差距拉的太大，差距太大了不利于民族团结。
湖北省黄冈地区行署专员漆林说：
对农业发展不能盲目乐观
我们这个10亿人口大国，农业发展制约着整个经济发展，如不采取得力措施，农业发展会萎缩、滑坡，尤其不能盲目乐观。
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逐年减少。“六五”期间，国家对农业投入占17.8％，1987年降到5.4％。过去，省、地、县对农业都有一定投入，现在投入极少。
各行各业并非全心全意支援农业。田里要化肥、农药、薄膜，平价的没有，议价又买不起；粮肥挂钩，粮油挂钩，政策好，难兑现。
耕地占用太厉害。黄冈地区1962年至1982年20年减少122万亩田地，相当蕲春、红安县耕地总和，滥占耕地盖私房。这些问题不解决，农业发展是一句空话，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受到制约。
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熔说：
遵循价值规律指导农村工作
这几年，在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及时地和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致使粮食、生猪和其它一些农副产品的生产出现波动，造成某些食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过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按价值规律办事作为“农村工作中必须牢固确立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是切中要害的。这里确实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例如，农副产品价格长期偏低。1979年的提价曾显著地促进了农业发展。但这几年农产品价格“微调”，而农用生产资料“猛调”，又扩大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不改变这种状况就难以抑制农产品产量的波动。再如，早几年对来自基层的农副产品价格调整的呼声倾听得不够，迫使农民采取抑制生产的办法。如早些主动地调价，情况就可以好一些。
镇江市眼镜总厂厂长吴斌荣说：
要切实扶持乡镇企业
李鹏同志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这对乡镇企业职工是个很大的鼓舞。我们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有固定资产600多万元，职工1100人，去年创产值2180万元、利税378万元。过去的五年中，我厂扶持农业和农村建设的资金共计200多万元，农民增加收入约400万元。
乡镇企业从诞生起就具有市场经济的属性，在计划、投资、财政等体制没有进行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原材料和资金都要自己筹集，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我们希望国家对农村经济的支柱——乡镇企业，重视程度要真切一点，制定出一些切实有效的扶持政策，这是关系8亿农民的大事。
安徽省宁国县耐磨材料总厂厂长陈宗明说：
乡镇企业立法亟需加快
加快乡镇企业立法非常重要。目前，乡镇企业虽然发展势头较好，但由于没有一个专项法规，乡镇企业的厂长有怨气。乡镇企业开展业务很困难，常常是一路菩萨拜不到，企业就得倒闭。党的十三大报告曾明确提出，要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我觉得光说说还不行，还要加快立法实施，这样我们才有安全感，也便于政府监督。
河北保定地区行署专员丁文斌说：
不应把农副产品涨价归罪于农民
农村进入第二步改革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最突出的是部分农副产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有人把物价上涨归罪于改革，归罪于农民，我认为这是极不公正的。
应该说，在改革中，除了有些产品价格不合理需要上下调整外，改革与物价上涨没有必然的关系。当前肉禽蛋也不是因为改革而涨价的。实践证明，什么开放，什么发展得就快，价格就下降；什么统得太死，什么发展就慢，价格就上升。此外，价格的高低也不取决于农民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市场需求。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承受的风险是很大的，我们决不能一看到农民卖高价就眼红。一般说来，物价上涨往往也是生产上涨的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些领导同志还没有学会很好地按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而是仍然习惯于领导产品经济那套做法，见东西少了就卡，结果越卡越少，形成恶性循环。
杭州洗衣机总厂厂长秦吉强说：
不能再“鞭打快牛喂养慢牛”
国家预算草案报告中，一方面提出1 988年工业企业亏损要减少20％，但同时又提出预算企业计划亏损补贴比1987年增加几十亿元。亏损企业的补贴数额这么大，且又逐年增加，真让人感到痛心。这样，岂不成了“拚命鞭打快牛，精心喂养慢牛”？
这个报告中又提出，预算中行政管理经费比1987年有所增加，但对不完成计划指标的单位却没有具体处理办法。我认为，应该像对工业企业那样，实行定量考核的办法。
甘肃金川有色金属总公司经理王德雍说：
理顺价格体系发展原材料工业
目前，我国有色金属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譬如镍价，前些日子伦敦市场每吨1200美元，比我们国内贵一倍多。近日又涨到1930美元一吨。国外一吨镍的价钱到国内能买三吨半镍。这是极端不合理的。原材料价格低带来一系列弊端。首先，加工企业不珍惜原材料，成本率低，浪费大。其次，国内原料价格低，加工工业都争国内材料，不利于“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发展战略的实施。第三，各地争相上深度加工企业，又因原材料不足而停工待料。因此，必须加快价格改革步伐，逐步将原材料价格提到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才能保护和促进我国原材料工业的发展。
中国石化总公司第二建设公司电焊工蒋立金说：
加强设计施工招标投标管理监督
李鹏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投资体制的改革，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基金制，全面推行项目设计施工的招标投标。这是提高投资效益的极好手段。但是如果不加强对项目投标招标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未必能达到提高工程质量、节约投资、缩短工期的目的。目前，某些建设单位的个别领导，以权谋私，接受贿赂，使得具有良好设备和队伍的全民施工企业，竞争不过技术力量薄弱、装备简陋的农民施工队伍。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建设单位使用农民施工队伍要有严格的控制手段和审查措施，确保国家的财力、物力不受损失。
安徽省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王茂说：
控制集团消费必须有禁必止
财政工作报告中讲到去年社会集团购买力是553亿元，不知这个数是怎样算的，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因为有许多“福利”、“进贡”之类没有算进去。目前的物价上涨，有许多是因集团购买造成的。从小汽车到过年用品，单位啥都敢买，盲目性很大，造成很大浪费。目前，我国商品生产能力有限，这样冲击下去怎么得了！还有非生产性建设失控。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压缩，但一直没有压缩了，没有控制住。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没有形成法规，也缺乏有效的手段。一些下级部门，根本无视上级的规定，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干完了一点没事。我建议，对于这类事，如果中央政府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就不要虚张声势，因为不仅没用，反而降低了政府的威信，一旦作出决定，就必须做到令必行、禁必止。
湖南省省长熊清泉说：
调整价格要做好四方面工作
要加强物价制度的改革，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必须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物价改革的宣传，提高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二是物价上涨时给职工适当补贴，使生活水平不致下降，改暗补为明补；三是建立农副产品基地，使农副产品有稳定供应渠道，否则物价就越补越涨，大需求和小生产的矛盾会更尖锐；四是加快商业改革，减少中间环节，过多的中间环节，不仅抬高了价格，而且不能保证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