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大门在向人民打开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政治的大门在向人民打开
本报记者 吴国光
年年春色，年年盛会。人大的开幕，照例给北京的政治生活带来一股热闹气氛。本次大会尤为引人注目，这除了因为它是一次换届会议之外，还因为它的开放姿态为前所未有。外电认为：“橡皮图章”在变为辩论论坛，七届人大是历来最开放的一次。信然。
——大会之前，举行了种种协商对话，就会议文件与人事安排一再广泛征询意见；
——人大代表的构成亦见出开放性，党外人士有所增加；代表的产生经由差额选举，较之以前更具有代表人民的资格；
——会议本身的开放程度增加，开幕大会电视直播，城乡居民如临现场。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信息大大增加。400余名中外记者或赴大会现场采访，或到小组会上旁听发言，及时将有关情况加以报道。
凡此种种，都在表明：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正在稳步推进，特别是十三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开放程度大大提高。
近五个月来，党和政府尽了很大力量来提高政治活动的开放程度，本次人大会议只是一个继续。十三大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每月一次全会，会毕即发布新闻；国务院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也开始搞电视转播；像《企业法》这样的重大法案实行全社会的公开讨论；各地的社会协商对话活动一时形成热潮。
作为政治开放的一条重要渠道，大众传播媒介也在做着艰巨的努力。新闻界在涌动着一股信息开放之流，乃至各报之间形成竞争态势。在这次人大会议的报道中，这种努力与竞争变得尤其明显：《经济日报》提前披挂上阵，离会议开幕还有十多天就推出了系列报道，接着还有开辟读者专线电话等新点子；新华社人多势众，兵强马壮；电视台以其现代传播手段为优势独占鳌头；本报近几天开辟三个版的篇幅，向读者提供大会报道。在此之前，《世界经济导报》早就刊登了“建立公民旁听人大会议”的建议。
虽然这些努力还在继续，却已初见成效，以至于驻京外国记者和香港记者近来很有些不好打发活计了。据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刘锐绍先生见告：由于中国政治生活的开放度提高，信息发布较前及时丰富，许多过去总是以小道消息的方式流传的东西被公开“曝光”，外国记者就很难搞到独家新闻了。“新闻中心”的同行们很能体谅他们的苦衷，正筹划着给他们开“小灶”，吃点“偏饭”。
这与一年前那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新闻“出口转内销”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记者当时听到过这样一段对话：
“你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要求？”那时十三大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与设计正在紧张进行中，一位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这样征询他的邻居、北京某印刷厂一位青年工人的意见。
“咱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闹不清这国家在弄什么事，怎么要求？”
青年人的话难免嫌“冲”，然而，他实际上正是表达了一个强烈的要求：我们要知道！
人民要求知道。这是历史的潮流。等于作为回答，党的十三大提出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作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核心内容。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具有深刻的政治开放的涵义。十三大以后，赵紫阳交给刚刚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研讨社会协商对话问题。研讨结果写进了二中全会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敏感的外国观察家马上注意到了其中的新鲜内容。合众国际社指出：中国领导人“对了解民情很关注”，“发出了一项关于实行开放和公民在广泛范围里参加国家管理的号召”。英国《独立报》说：赵呼吁“政府要进一步开放，要让人民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美国《纽约时报》称：“普通的中国人在政府的管理方面拥有发言权，这在中国是第一次”。
曾几何时，在西方曾盛行的“铁幕”说、“竹幕”说，通通消失了，中国正以一个开放的国家出现在世界上。
这当然并不是第一次，但无疑却是最有基础、最有后劲、也必将成为最有深度与广度的第一次。政治的大门在向人民打开，人民看见了许多东西，也会思考许多东西。
1988年1月28日，在北京市人代会上，10位副市长候选人与代表见面了，他们向代表们发表了自己的“竞选宣言”。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李德良代表说：“听他们一次谈话当然不能确定一个人政绩如何，但可以考察一下他们对市情的了解程度，对今后发展有何考虑打算”。人民在掂量、选择自己的领导者了。
同一天，距离北京几千里之遥，在曾以封闭著称的夜郎国里的山城贵阳，一场同样热烈的见面会也在进行。这是新当选的贵州省长王朝文和省府其他负责人在会见新闻记者。《贵州日报》的报道是这样写的：“在近百双记者眼睛的注视下，王朝文侃侃而谈其施政的纲领”。“一个个问题连珠炮般发自记者口中，王朝文等应接不暇”。
请听这一段问答——
记者：我们想知道您在8小时以外，喜欢干什么？
王朝文：我的工作不是8小时，至少是10个小时以上。
记者：省长有什么业余爱好没有？
王：没有时间爱好，我很想有爱好。
记者：您在家里做不做家务事？
王：我工作都做不完，家务事我不做。（众笑）
这次会见后，贵州电视台作了现场直播。现在重大政治活动的直播越来越多了，而且成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通过电视摄像机头，人民的眼睛有了更高的政治透视力。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开放，从上到下，都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多少年来，政治是同职务、级别等等联系在一起的，叫做“政治待遇”。看文件、听报告，都有个“省军级”、
“县团级”的杠杠，都要遵循“先领导、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稍有不同，意见纷纷。现在倒好，来了个底儿朝天。人代会开幕，李鹏作报告，屏幕面前人人平等，党内和党外，高级干部和普通百姓，想看都能看，想听都能听。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人沉默。
而且，都想看吗？都想听吗？未必。当政治的大门紧闭的时候，叩门之声甚高。一旦打开，探进头来看上几眼还新鲜，多看也平常。人们对政治的热情远不如政治学专家们预想的那么高。红头文件有人打听，发表在报纸上谁也不当宝贝。政治，对老百姓来说，好像古远了，他们更关心菜篮子。政治学的专家学者们不能不思考，政治的开放和政治的冷漠何以同在？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是文化素质太低、缺乏民主生活的锻炼？还是对十年动乱中那种政治狂热的惩罚？或者，政治从来就是少数人的事，它无需向人民开放？
人大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当记者与人大代表、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谈起这一点时，他说：“还是开放得不够。当然，另一方面，也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尤其要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其实许多个体户比我们一些干部还关心政策。同时，要不懈地推进民主，进一步提高政治活动的开放程度。”
是的，大门还会开得更大，人民也会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会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学习民主、促进开放的课堂。3月25日，当万里同志宣布休会的声音落下以后，记者随着兴奋的人流步出人民大会堂，游目所及，不免遐思无际：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放了，这座具有强烈政治象征色彩的古建筑，它的开放难道能不具有同样强烈的政治象征意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