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说：
充分发挥政协参政议政的作用
第一，重大问题决策前应请政协提意见。在2000多名政协委员中，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就有好几百位，还有各行各业的专家、能人，要充分发挥这个集体人才库的作用。要做到协商在决策之前。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定哪些问题可以提交政协协商。
第二，在监督问题上，要充分发挥政协的作用。各级政协委员共有35万多人，分布在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发挥政协委员的作用，在纠正不正之风问题上，可以做很多工作。
第三，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方面，政协和政协委员可以用组织及个人的名义做许多工作。台湾当局口头上说不和官方接触，我们政协可以公开和台湾当局接触。
对外友协上海分会会长李寿葆说：
政协应对重大事故进行调查
政协今后可组织调查组，对各地发生的重大事故或案件独立进行调查，协助政府查清真相和职责。例如，上海发生甲型肝炎，波及29万人，不是小数字。说是江苏的毛蚶引起，毛蚶怎么会被肝炎病毒污染？要查清，这才可防止以后再发生。昨天，上海又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很多人伤亡，其中大多是日本青少年。发生这件事不是偶然的，现在管理上太差，上上下下责任心不强。又如，上海新建的火车站，很漂亮，但现在管理一团糟，多处玻璃被打碎，到处是烟头。政协也可派调查组调查为什么不能管好。
厦门大学校长田昭武说：
应促进海峡两岸知识分子交流
这届政协应在对台工作方面做更多的事情。现在，台湾当局批准民众回大陆探亲，各方面有了松动。两岸知识分子交流的机会已经成熟。今年初，台湾的一个研究所发函邀请我校的台湾问题研究所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学术会议。福建、浙江、江苏三省的科协也向台湾科技界发去了《致台湾科技界同仁书》。现在，应当以政协的名义邀请台湾学者来大陆讲学，让海峡两岸更多的知识分子有更广泛的交流机会。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关世雄说：
停建不必要的大工程稳定物价
当前大家普遍关心的是物价问题。今年的物价比去年增长了1／4到1／3，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物价上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价格政策不合理，需待调整，这是对的。但物价猛增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国家的财力过多地用于大工程的建设上。基本建设战线越拉越长，而收益甚微，盲目修建楼堂馆所造成财源短缺，银行大量印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今后，如果一些不必要的大工程还要上，基本建设战线还不收缩，物价就还会大幅度上涨，这是个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大问题，搞不好就会影响安定团结，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
山西省政协主席李修仁说：
对能源基地应实行优惠政策
自1979年国家将山西确定为能源基地以来，山西能源建设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是，能源基地的发展，也给山西带来许多问题，诸如耕地面积，特别是水浇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地下水源严重破坏，环境污染严重，等等。全省六条河已全部被污染。
外界议论认为，近几年来山西发了能源基地的财，工资高，生活水平高。其实恰恰相反。1 983年以来，山西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兄弟省市相比越来越低。
山西能源基地建设中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套合理的补偿政策和优惠政策。例如，山西销售吨煤仅获利1元左右，千度电仅获利2.65元。这一点盈利，不仅不可能补偿耕地、水源和环境的损失，连能源工业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再如，山西煤炭外调量达1.6亿吨，却无一吨自主经营权。山西外送电千度售价比本省低24.35元。所以，山西能源基地建设发展的速度越快，补偿缺口则越大；山西的贡献越多，得到的实惠则越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各种特区都实行了特殊的优惠政策，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山西是国家的能源基地，也可以说是全国的能源特区。为了正确处理目前能源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基地建设计划的顺利实现，使山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生活水平也不断地有所提高，我们建议国务院对能源基地这一特区，也应实行特殊的补偿政策和优惠政策。原空军学院指挥系副主任李大维说：
为青少年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目前我国青年的主流是好的，但在一大部分青年中也确实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如一切向钱看，缺乏起码的良知、爱国心、社会责任感、社会道德品格及职业道德等等，确实让人担忧。这些问题是与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紧密联系的。希望七届政协以及全社会关心青少年的教育，发挥团中央、全国青联的作用，在全国青少年中形成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
原建材部副部长白向银说：
要认真解决用人中的不正之风
在用人问题上，普遍反映两个问题：一是任人唯亲，当了书记、县长，亲戚也给安排了，当然方法很巧妙，但老百姓还是看得很清楚。干部四化方针很好，但贯彻得怎样？强调德才兼备很不够。二是不正之风。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
解决党风，主要是四点：一是教育；二是一定要按党的原则办事；三是大力宣传好人好事，同时对违法乱纪的人严肃处理，该开除的开除，该法办的法办；四是用干部要强调德才兼备，不唯学历，重实绩。现在有的地方选举干部死卡年龄，一刀切，这不好，要从实际出发。
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廖井丹说：
精神文明建设不要停留在口头上
两个文明一齐抓的问题，我总觉得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未解决。这几年经济发展不错，但道德教育方面的工作，只停留在议论上，希望领导能花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原来我寄希望于党政分开，现在分开了，也没多大改变。建饭店和其它事舍得花钱，一说精神文明、文教事业，就没钱了。我退下来后让管文物，连建仓库也没有地方，更不用说办展览。这样，以后就收不到文物了，西藏文物大量外流。国家是否困难到这个地步，一提精神文明，就什么事也解决不了？能否少盖一两个饭店，拿来多盖一两个博物馆？我想是可以的，但就是搞不动。政工干部待遇低，要引起注意。
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沈其震说：
从保护生产力高度对待卫生工作
上海甲型肝炎疫情的处理，是对我国40年来卫生工作的一个检查。事实证明，卫生工作是确有成效的，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但是，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食品卫生法》对检测水产品只规定鲜、活，没考虑病毒就存在于鲜、活的东西中。这次正是鲜活毛蚶造成病毒蔓延。因此，必须改进水产食品的检疫办法。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所以，要从保护生产力的高度来认识卫生工作。
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副主委阎承先说：
政策放宽后要重视医德
政策放宽以后，兼第二职业的老大夫多，一出去人就散了，留在医院里的年轻人不干了，医疗质量下降。科室搞承包，动辄就要收钱。以前做个手术一次收费，现在分项收，价格要提高几倍。只顾向钱看，哪里还有医德。我们农工党医卫界知名人士多，建议集思广益，提出个“法”来。
山东医科大学教授苏应衡说：
医德医风有每况愈下的趋势
一定要重视医德，以前学医第一课就是医德，解放后也一直提倡为人民服务。现在，医德方面有每况愈下的趋势。有些人巧立名目多收费，对病人服务态度差，更提不上“全心全意、白求恩”精神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长此下去怎么得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邬沧萍说：
吸取人口问题失误的历史教训
解放以后，我国出现了两次生育高峰，在我国净增5亿多人口中，2／3以上是这两次高峰时增加的，特别是第二次生育高峰，平均每年净增2000多万人口，4、5年里就净增一亿。我们失去了两次在高峰形成以前就控制人口的大好时机。一次是50年代初，那时人口只有5.5亿，平均每年新进入婚育龄的妇女不到500万，要控制人口是轻而易举的。第二次是60年代初，那时全国人口只有6.6亿，平均每年新进入婚育龄的妇女500万—700万，控制也还来得及。但是这两次机会都失去。当时，已经有人看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意见，如马寅初先生，但没有被采纳。那时候是“一言堂”而不是“群言堂”。人口问题的失误是决策不民主、不科学造成的，给我们现在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盖山林说：
高度重视文物走私和盗墓现象
近几年来盗墓现象、走私文物十分严重，大有禁而不止之势。
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现在考古发掘工作卡得太死太严。挖掘文物层层审批，周期很长。必要的审批是应当的，但过分了就适得其反。与此同时，大量的古墓、文物被发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皆知，有些不务正业、偷偷摸摸想发财的人就去乱挖。这就像果子熟了不去摘，就会掉到地上一样，结果大量文物毁坏、散失了。第二，征集、保管文物的政策没有充分体现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古墓、文物都是国家财产，正像土地是国有一样，因而老百姓发现、上交、报告或制止了盗墓者，一般不给报酬，或只给极少奖励。赏罚不明，就使不法分子有空子可钻。考古专业人员常常跟在老百姓后面像拾破烂似的。这是不正常的。第三，文物部门、政法、银行、海关、政府等互相配合不够，有时认识不一致，造成扯皮拖拉。第四，文博单位越来越多，但文物仓库越来越紧，文物存放很不安全。
天津大学化工研究所所长余国琮说：
大学搞自我改善分散教师精力
大学搞自我改善，第一分散了教师精力，第二造成教师间两极分化。基础课教师心里打鼓；专业课教师跑工厂、当顾问，上课马马虎虎；学生看哪里钱多去哪里，不顾专业需求。从长远看这样没有好处。天津大学已经出现了副作用。
北京化工学院教授金日光说：
应当尽快制订《教育法》
我同意迅速制订《教育法》，其中要强调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法的战略意义，要明确规定知识分子待遇。我们有公立、国立大学，也要允许有私立大学，外资办的大学，租赁式的大学，这些办学方式也应在《教育法》中有所规定。国外有些私立大学的教学水平就比公立的高。我们要开展对教育软科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