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理解农民——七届人大代表李振谈话录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政府要理解农民
——七届人大代表李振谈话录
本报记者 张平力
李振，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去年，他在山东省内就农业发展问题做了多次调查。会前，他又到农村进行了考察。
记者：国家改革10年来，最突出的经济现象之一是农民变得复杂起来。山东农业是全国农业的一个重要支点，农民行为方式的变化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
李振：我在山东农村调查中，听到农民讲到这样一句话：“政府要理解农民。”以前是政府要求农民“理解国家，理解大局”，以此来获得农民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支持，甚至让农民容忍许多超经济行为。今天农民要求政府理解他们了，我们倒感到诸多不适应。这恐怕已成为当前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了。
记者：对农民缺乏理解势必要受惩罚。
李振：1987年国家经济生活中出现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过猛、农副产品供给结构发生失衡，从而震动了城市和农村，这就是一个信号。从山东的情况看，农业人口目前占全省总人口的87％；轻纺工业原料70％以上是农副产品，地方出口产品1／2来自农业。这几年工业品市场扩大，相当大一部分是靠农村购买力的增长；农村劳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也是靠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改革大业所需要的良好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来支撑的。农民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不能不迫使我们对其重新认识和估价。
记者：农民正依据价值规律来规定自己的经济行为准则。农民比较经济效益的意识已趋形成，而我们未及时做出灵活、快速的反应。
李振：去年山东省有过一个统计：农民种50公斤小麦，扣除物质投入的成本只有20元收入。与此同时，化肥、农药、农用地膜等一些生产资料几年来都提了价，其中地膜已涨到7500元／吨，市场价高达12000元／吨。一方收入下降，一方价格上涨，农民在这种严重失衡条件下减少了对土地的投入。山东省统计，现在每亩农田化肥施用量，已从1984年的80公斤下降到去年的65公斤，每亩地膜用量因为超过60元，许多农民干脆不用了。对农民刺激最大的是对有些产品为完成国家派购任务而关闭市场。我省产棉区夏津县原来有个等外棉市场，曾经办得很热火，国家和棉农皆欢喜。现在市场关闭，农民把那些可以变废为宝的等外棉丢在一旁，减少了收入。有农民说：“种够口粮，交上皇粮（国家派购），不再多种了。”他们不愿再增长自己的经济余力。
记者：农民现在从两个方面获得经济指令：政府和市场。
李振：毋庸说，农民现在更愿意接受市场指令。农民对市场指令的追随，往往可以带动对政府指令的追随。反之，如果市场指令消失了，农民就会放弃对政府指令的追随。他们宁可承受市场指令可能带来的大波动，也不愿承受政府指令可能带来的小波动。它提醒我们在当前新旧体制交替时，应寻求一种碰撞较少的过渡性发展途径。
记者：您认为实行“双轨制”措施，可行性如何？
李振：我认为粮、棉、油都可实行“双轨制”即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可全部放开。无论如何不能再重复那种“一多就放，一缺就收，一收就死，死了再放”的低水平循环。要从这种循环中走出来，坚持按价值规律办事。
记者：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不能不考虑。
李振：国家在一定范围实行政策性补贴可缓解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靠国家补贴维持的消费者承受能力具有很大的弹性因素。当市场逐步发育后，消费者的选择层面会增加，会向国家补贴领域之外伸展，其承受能力可以提高。
记者：现在人们提出在农业中实行规模经营问题。
李振：我认为这里要掌握一个度的衡量。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开始发展，向集约化农业迈出步伐。但是在绝大多数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依然与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只要进一步放开价格和市场，家庭联产承包制仍能容纳生产力的较大发展。因此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并为其创造有利经济环境，仍是主要任务。农民喜欢这样做。
记者：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农业会在不同层次上反复提出它的经济要求。
李振：这正是我们时时不能忽略农业的原因所在。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令人深思：“如果90年代出什么问题，可能就是农业。”中国近10年经济的振兴始于农业，我们曾在“包”字问题上和农民达成了最佳契合。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要上新台阶，又是农业率先擂鸣警鼓，今天我们需要在价值规律上和农民重新达成最佳契合。希望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