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包袱，重新作人——记刘大元坦白经过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放下包袱，重新作人
——记刘大元坦白经过
新华社记者　杨兴华
刘大元是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交通局工程员。一九四九年四月，他和省府交通局总工程师裴士毅等在修建宣（化）蔚（县）大渡口桥工程中同谋贪污小米十多万斤。刘大元自己分得赃物约合两千五百多万元。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刘大元自动向领导方面坦白了全部贪污事实。并在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召开的近两千人的大会上进行了坦白检讨。省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张苏认为他坦白得诚恳彻底，可以减刑和缓刑，让他继续工作，戴罪立功。
刘大元是留用人员，今年二十五岁，察哈尔省阳原县人。他在日伪和国民党政府机关中工作时，由于恶劣风气的熏染，曾利用职权故意挑工人的毛病，敲诈工人。刘大元带着国民党腐败的思想作风参加革命阵营后，第一次遇到修建宣蔚公路大渡口桥工程，就从中大大贪污了一把。
参加工作半年后，刘大元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看到老干部工作认真负责，生活刻苦，一切都为人民打算，开始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和人民政府本质的区别，认识到自己贪污的卑鄙可耻。不久，他参加庞家堡矿厂的恢复工程，又有许多活生生的事例刺激他。从前，他看见国民党接收人员把机器盗卖了，装了私人的腰包；现在共产党的干部珍惜国家的财产如同自己的生命，真是点滴归公，一清二白。工人们爱护国家财产的热情更使他感动。他看见工人们找到十八根很贵重的八楞钢，他以为他们会像在国民党时代那样偷着卖掉。但出乎意料之外，工人们全数交了上去。夜间下雨，工人们自动起来把地上的一千多袋洋灰抢到屋里去。他想着：社会变了，工人也变了，惟有自己还没有变。工人是积极工作爱护国家财产的模范，自己却是盗窃国家财产的罪犯。刘大元的思想负担从此越来越重。
去年，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他看到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欺负的中国居然打垮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新中国刚刚诞生二年多，各种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他一贯认为“中国落后，中国没办法”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动摇，他感到兴奋，但这种兴奋又加深了他的苦痛。他想：新中国这样可爱，自己却是新中国的罪人。捐献运动展开时，他为了解除自己良心的责罚，就筹了七百八十万元分两次到北京前门外人民银行办事处捐献飞机大炮。他想把贪污的钱交还人民，就可以消除自己良心上的压力，他并想以努力工作来赎罪。但是思想包袱沉重地压着他，饮食不振，睡眠不安，在领导干部和党员面前闪闪躲躲不敢接近，一年多以来，工作没做好，身体消瘦，面貌也苍老了。别人问他是不是有病？他只好说“身体不好”。他曾几次和贪污主犯裴士毅商量，想要坦白。裴却制止他说：“过去我贪污多了，这点算什么？说了不死也得判处无期徒刑。”刘大元摸不清政府的政策，就没敢坦白。
去年修建下花园洋河大桥的工程，刘大元又参加了。一天夜晚，河水冲坏了坝，木料眼看就要被冲走。工人冒着雨和刺骨的寒风抢堵缺口。工人的忘我热情又一次刺激着他。他从工地回来看了电影“钢铁战士”，当看到张志坚为了保护国家财富忠贞不屈的情景时，不禁流下了眼泪。他惭愧得再也没有勇气抬起头看下去。在回家的路上，他决心要向领导方面坦白自己的罪行。到家立即写了一封坦白书，他带上就往外走。走到半路遥遥望见东山坡枪毙反革命罪犯的刑场，他思想又动摇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这不是自动往刑场上走吗？父、母、妻、子的面貌一一在眼前出现。他想我死了父母的生活怎么办？老婆孩子由谁来照管？他带着坦白书又折了回来。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刘大元脑子里展开了激烈斗争，究竟是放下包袱重新为人民工作呢？还是背着包袱痛苦至死，最后为人民所唾弃呢？他坐卧不安，报纸上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消息他都很仔细地看过，当他看到“自动坦白者，重者减罪，轻者免罪……”的政策时，他鼓起了坦白的勇气，他想他彻底坦白，政府会宽大处理，还有重新作人的机会。当他听了中共张家口市委员会书记孙敬文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后，便下定决心走第一条道路。第二天他就把早已写好装了三个月的坦白反省书交给了交通局的领导方面。信上他坦白了他的全部罪行。他这种坦白精神受到领导方面的鼓励，允许他戴罪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