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纸荒救救报纸——全国人大代表胡绩伟谈报纸问题 [复制链接]

第2版(要闻)
专栏：

　　解决纸荒救救报纸
　　——全国人大代表胡绩伟谈报纸问题
　　本报记者　段存章
如果不是胡绩伟同志与我长谈，怎么也想不到许多人天天离不开的精神食粮——报纸和出版物的“温饱问题”严重到如此程度。
全国所有大报都发生严重纸荒
这位人民日报社前社长、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谈话开门见山：“现在，全国所有大报都发生严重纸荒。有的报纸库存纸张只够用几天。据最近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局长会议反映，中央和地方主要报社已经几次向国务院告急，国家计委已经三次动用国家储备纸救急。从1987年至今年一季度，我国新闻纸张的供需失去平衡，1987年全国报纸年用纸量约50多万吨，而新闻纸生产逐年减少，当年只生产40万吨左右。新闻纸的纸浆进口减少更多。”
新闻纸减产这么多，主要原因在哪里？胡绩伟说：
“据有关材料说：一是南方木材价格失控，南方各纸厂每生产一吨纸的成本亏损由200元上升到500元左右，纸厂新闻纸减产、转产，造成新闻纸不能按计划交货；二是由于国际市场纸价上涨，中央进口的新闻纸比计划减少，地方进口的新闻纸比计划也减少；三是由于计划外新闻纸每吨高出国家定价四五百元，差价太大，纸厂为弥补亏损，将生产出的新闻纸议价出售。”
胡绩伟还谈到：现在全国所有大报都严重亏损。一些大报过去每年都向国家上交巨额税利，可是1987年却要靠国家补贴。他分析报纸亏损的原因，归纳为三条：新闻纸大幅度涨价；报纸的发行费增加；报纸出售价格一直未变。他说：“如果对这种危机不采取切实可靠的办法，许多出版多年的报纸很难办下去。”
出版用纸短缺更为严重
这位老新闻工作者非常忧虑和不安，他还告诉记者：“1987年，中央出版用纸计划供给量与需求量存在9.5万吨的缺口，只占用纸量的43％。为确保课本等重要书刊的用纸，新闻出版署动用了全部周转库存纸和借用国家储备纸，但出版用纸紧张有增无减，目前连教材用纸都难以保证，书刊用纸从3月份起基本无纸供应。”
胡绩伟举事例说：“出版用纸也大幅度涨价”，
“加重了出版社的财政负担”。
“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如何？”我问。
胡绩伟不假思索地说：“不得了，使很多已经付印的好书出不了，很多好的书稿，出版社只好忍痛割爱。更值得忧虑的是，很多出版社为了自负盈亏，不得不纷纷抢印畅销书，其中有不少内容有害、质量低劣，对青少年危害不小。而对很多有学术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由于印数很少，亏损大，出版社只好尽量少出。现在所出版的科技书籍有80％都亏本。去年科技出版社花5万元退掉想出而出不起的70部书。
一个提案三条措施
稍静片刻。我问：“老胡，听说你想了一些解决困难的点子，具体说说行吗？”他笑笑说：
“我们总是要知难而进的，最近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全国报纸协会发出紧急呼吁，我们参加全国七届人大会议的几十位代表特别提出了一个议案，希望国务院尽快采取措施，扭转报纸、出版用纸的危机。”
这个提案的内容有三条：
一、控制新闻出版用纸价格，确保国内新闻出版用纸的正常生产。
二、加强宏观管理。根据需要，安排适量的新闻出版纸，力求供需平衡。
三、降低报刊发行费率。去年在纸价、报价没有理顺的情况下，率先对许多报纸提高了发行费率，新闻出版界意见很大，已经多次呼吁，希望由国务院负责协调解决。
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李鹏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以生产和传播精神产品为主要任务的新闻、出版和各种文化事业应当积极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但是一定要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对文化事业很重要的指导方针。
有人认为，当前新闻出版用纸紧张，主要是报刊和书籍出得太多了。我把这个疑题请教胡绩伟，他说：“不能这么看，你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报纸刊物的种类确实相当多，这是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根本好转的结果，是十分可喜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就会发现我们在这方面还相当落后。我国的报纸、期刊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因而想用削减报刊书籍的办法来解决纸张的困难，这条路不能走。我不是说报刊不能进行必要的调整，但这不是主要的办法。”
他继续说：“新闻纸供应短缺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家对文化建设具体安排还不尽合理，两个首位的思想落实得不好。在当前的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拿纸生产来说，在新闻出版用纸生产连年下降的对比下，其它用纸和纸板的总生产量是提前完成了‘六五’计划的。”
“我们也理解纸厂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减少新闻出版用纸的苦衷，但是国务院、计委、轻工业部等主管单位在计划指导上、政策上、价格等方面，难道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吗？”
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设想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新闻出版界的困难，胡绩伟进一步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他说：“特别是现在报社和出版社的领导同志，他们主要精力被迫转移，不能不用很大的力量去为挣钱而从事繁重的社会活动，早已不能集中精力从事报刊书籍的编辑工作，以及提高业务和培养干部的工作。一个大报的总编辑同志向我诉苦：为了解决纸张问题，他和他的同事花了很大的功夫同一个纸厂办交涉，纸厂提出要‘帮助解决’几十万美元的外汇，他们作到了，以后又提出要‘帮助解决’若干套住宅，这就把他们难住了。请想想，经济事务、人事关系和各种社会事务经常弄得总编辑大伤脑筋，怎么能够集中精力编好报，出好书呢？”
最后，他指出：“在文化事业体制改革时，应考虑四点：第一，作为文化事业应该努力注意经济效益，尽量少要国家补贴，但作为人民的政府不能把文化事业同一般经济单位同等看待，要在经济上给以扶持，领导它们真正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第二，政府应该在对文化事业的经费投资、设备更新和物资供给等等方面大力支持，真正体现中央两个‘首位’的精神。第三，文化事业要组织专管筹措资金和经营管理的经理部，保证编辑部能够专心致志地改进编辑工作。第四，在政治体制改革时，城市政府应当努力把社会事务包办起来，减轻各机关和企业的额外负担。”
这位新闻工作的老前辈以他高度的责任感，在人大小组讨论会上发出“救救报纸”的呼声，这是真正行使人民给予他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