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需要众多的现代陶行知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我国需要众多的现代陶行知
　　刘季平
编者按：这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已故会长刘季平同志的一篇遗稿，摘要发表于下。
为了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有效地促进普及义务教育与加速培养人才，提高我国民族的文化素质，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我深深觉得，中国需要众多的现代陶行知。
我这个想法不是轻易得出的。前几年已谈过，我过去是给陶先生扣过“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等几顶大帽子的共产党员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作、学习与思考，才逐步觉悟到陶先生的教育思想是很适合我国教育改革的需要的。过去那些看法不但不对，而且实际上还需要有很多现代陶行知来参加当前的教育改革工作。
陶行知先生是为教育改革坚决奋斗的教育家。他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从20年代大革命时期到30年代抗日救国运动时期，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是越来越和我们的社会实践趋于一致的。他所提倡的生活教育，先后具体化为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等。他一贯身体力行，深入基层，与人民共甘苦，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为教育革新奋斗终身，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与教育史上可以奉为楷模的典范之一。
从他对待教育改革的基本态度来看，我觉得有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他非常重视教育改革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却从未简单从事，而是既有对教育改革的高度献身精神，又能适应我国国情和历史任务，坚持“行以求知知更行”。这种精神，是我们当前搞好教育改革所需要特加重视的问题。
现在全国各地已有相当多的热心于教育改革工作的积极分子，但从整个教育改革工作的实际需要来看，却不能不承认，为数仍然很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除反复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及时发现推广先进经验，并且切实改进、落实有关政策、措施等等以外，有些地方注意研究、宣扬像陶行知先生那样的典范，甚至建立“师陶园”，显然是大有好处、非常有益的。这是我国需要有众多现代陶行知的第一个理由。
陶行知先生是抓住了要害的教育改革家。教育必然要教书、读书，却又离不开社会实践生活。这样，在书本传授和社会实践之间，就产生了一个究竟以何者为主的问题。旧传统教育主要是把已往的文化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所以要以书本传授为主，而忽视社会实践。我们要使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为此，当然仍要教书、读书，但那只是为了用于社会实践。这就要联系社会实践的需要，注重灵活运用书本知识，不能把书本当成教条，更不能脱离实践，以书为主，死教死读。
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必要认真重视和研究陶行知先生的经验。陶先生是在经过一段实践检验之后，才毅然决然摆脱了王阳明和杜威的框框，强调“生活即教育”的。它的实质就是：只有社会实践生活，才是认识的源泉，教育的根本；才是最基本、最广泛、最持久、最主要的教育。因此，在实践生活与教育、与书本传授的关系方面，也就一定要承认社会实践的主导地位，要看到书本传授只是整个教育的一种方式，不能把教育仅仅看成书本传授，更不能脱离实践生活读死书。陶先生自己也重视读书，并未反对读书，但强调一要注重用书，二要注意用活。并借用墨子的话，把来自自己实践的知识称为“亲知”，把中外古今他人的知识称为“闻知”、“说知”。认为“亲知”是根本，接知如接枝，“闻知”、“说知”要接活在“亲知”上，才能成为自己的真知。
我觉得，陶先生的这种思想，是使教育真正做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要关键，是教育改革的要害所在。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依旧脱离实际读死书，即使在口头上说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多半要落空。
而且我认为，陶先生的思想还符合我们党多年来有关干部与群众教育工作的基本情况。强调社会实践生活是教育的主要途径，正是中国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千难万阻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如果脱离实际死读书，把马列主义著作当作教条，即使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也要犯错误，对革命造成或大或小的危害。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在能争取到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时，好好进行一些系统教育是必要的，但仍然不能死读书，仍要坚持以实践为主，仍要靠实践的锻炼，才能真正做到多出、出好人才。
因此，要认真重视和研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国需要有众多现代陶行知的又一重要理由。
陶行知先生是认清全局的教育改革家。教育改革是一件十分艰巨复杂的大事。既要继续办好高等和专业教育，负起多出、出好人才的责任，又要努力抓好基础教育，根据各地不同情况与条件，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还要适应实际需要，尽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切实加强扫盲和成人进修教育与各种自学活动，逐步发展幼儿教育，等等。
这一切，当然对象各有不同，不可能由教育部门独自负责办。但是，这一切不仅性质、任务全都属于教育，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是互相关联着的，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也往往相互影响。如果全都各管各的，不顾其他，就必然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增加好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麻烦，甚至弄得有些事更加难于解决。例如，好些中、小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老毛病，就既和教育部门有些人片面偏重高等教育的思想分不开，又和教育部门长期放松基础教育、幼儿教育的做法有很大关系。现在对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专业教育等等，如果仍不通盘考虑，就仍会碰到许多互相牵扯的麻烦。
这里的重要问题，看来是克服片面观点，树立全局观点，也就是变狭义教育思想为广义教育思想。过去我们好多同志一谈教育就多半只考虑到学校教育。我自己在30年代初期也曾误以为学校教育是从原始社会的自发文化经过师徒教育等方式发展为更有计划的更高教育方式。其实学校教育只是在一定年限内的一种教育方式，好些人在学校里只能读几年书，不能算是真正完整的教育。最基本、最主要的教育，如前所说，始终都是来自社会实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经过社会实践验证的教育。所以一定要从整个社会着眼，才能认清教育的整体意义，看到它的全局。
在这个问题上，陶行知先生一面强调“生活即教育”，一面强调“社会即学校”，显然就是为了公开阐明这个道理。陶先生这样讲，并非要取消学校，他自己就千辛万苦地办了好些学校。他主要是要如实搞清社会与学校的关系，让大家正确认识社会是最大、最基本、而且无所不在、永无休止的学校；认清现有学校只是社会所办的、有一定使命、内容与时限的一种教育方式与单位；认清教育的广泛性，除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外，还有社会这个大学校的多种多样的教育活动。
他所讲的“社会即学校”，是从整个社会着眼来看教育的全局的，也就是广义的教育。他无论讲广义教育或一般的学校教育，都特别强调重视以人民大众为对象的大众教育，要在普及大众教育的基础上适应各人的长短，发展各种各样、多层次的人才教育，反对只关心少数人的小众教育。我认为陶行知先生确实是我国富有创见的伟大教育改革家。今天，我们应当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视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极为宝贵的财富，应该认真切实加以研究发展，并努力培养出众多像他那样的教育改革家来搞好我国的教育改革，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