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困境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走出困境
王晓明
因为老是有人打岔，我们不得不经常在今天补做前天就应该做完的事情，譬如这一回的讨论“伪现代派”，分明在前年夏天就已经有许多人提出了这个概念，却直到今年才能够来认真探究它的涵义，无论怎么讲，这都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情吧。但另一方面，也亏得有这一年多的间隔，我们才能从“伪现代派”这个概念本身的含混，推想到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变迁给新文学造成的那种无法摆脱的认识困境。
自近代以来，我们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所谓的“西风东渐”。因此，这100多年来，尽管不断地遭到传统文化的抵制，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影响还是日渐深入，从制造机器到构建理论，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没有哪个领域不曾浸润过西方文化的雨水。当然，传统文化并没有因此发生什么断裂，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在骨子里都还是中国人，甚至是传统性很强的中国人。但在理智思维的某些领域，至少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上，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却明显地改变了。他们不再单凭直觉和悟性，而更趋向于严密的逻辑分析来判断事物；他们也不再仅仅沿袭古老的精神信条，而更多是借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生活。西方文化虽然无力改变我们的深层心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许多人的认识习惯、认知模式。不妨举一个例子，从“五四”到现在，我们各个社会科学领域里出现的新名词和新术语，有哪些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至少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恐怕绝大多数都是外来语。倘若承认特定的名词术语总是和特定的认识方式联系在一起，那么，你也就不难看出，西方文化对我们认知方式的影响有多么广泛，那种借用外来模式的认识习惯又是多么普遍了。
这当然是件好事情。每种文化都从各自的角度体现了人类的本性，都是对其他文化的一种补充。西方的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在这一点上也都不例外。或者是帮助我们认清生活当中某些被忽视了的方面，或者是帮助我们发掘出自身的某些未能觉察的潜力，借用西方理论模式的种种好处，是无需我再来罗列了。但在另一方面，每个文化又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它所孕育的种种认识范畴，决不可能四海通用。因此，西方文化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认知方式的影响，就必然会产生双重的效果，不但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打通新的分析途径，也会在某些领域把我们引入新的认识困境。在譬如哲学、经济学、心理学或者历史学的领域里，人们往往多看见前一种效果；可在文学的领域里，我却觉得后一种效果也相当明显。
就拿创作来说吧，从新文学的创建者开始，中国作家在理解自己人生感受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与人类的其他精神活动相比，作家的审美感受大概是最富于民族和文化特性的，别的且不说，它首先就突不破语言环境的限制。因此，外来文化观念对作家艺术构思的主要影响，恐怕就在于向他提供他的原始感受所无法提供的新颖思路，以此为参照，他能够更强烈地体会出自己感受的独特意味。在现代中国这个和欧美截然不同的国度里，这一点就尤其明显。鲁迅越是深入接受各种西方的文化思想，他对中国特有的封建专制就越是敏感和憎恶，正是西方思想所包含的人文理想和他切身体验到的现实人生的尖锐对立，以及他所理解的西方作家的审美情感和他自己审美情感的深刻差别，大大强化了他的创作激情。但是，远不是所有的中国作家都能像鲁迅这样来对待西方的文化观念，有些人就分明走的另一条路。不是借助西方的文化观念来把握自己的独特情感，而是撇开这种独特性，努力到自己头脑中去寻找外来观念的对立物，甚至直接依照外来观念的纸样，大刀阔斧地剪裁自己的人生感受。从20年代创造社作家的某些作品，到30年代李金发的诗歌、“新感觉派”的小说，更不要说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革命文学”作品，以及50年代那些苏联小说的中国翻版了，它们都程度不同地暴露出这种剪裁的痕迹，甚至干脆就是这剪裁的产物。在我看来，今天那些被人指责为“伪现代派”的作家，有不少也都是如此。他们似乎被自己人生感受与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某些表面上的相似迷惑住了，忘记了应该进一步去挖掘那更深层次的差异，结果，他们几乎是必然地在自我理解上发生了错觉，就在他们依照外来观念表现自我的时候，读者觉得装腔作势，不伦不类。
这种失误在文学批评当中似乎更加触目。从“五四”的时候开始，我们的批评界基本上都是在借用西方的各种批评方法。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作家自不必说，就是30年代左翼批评家手中的武器，又有哪一样不是从国外输送进来的？至于今天，所谓新名词的“地毯式轰炸”更是有增无减。这样做当然不无益处。但在另一方面，这些西方的认识范畴给我们造成的麻烦，也同样不可小视。它们原本是西方人解释自己的文学作品而创造出来的，它们的特定内涵都是在西方的文化环境里约定俗成的，你现在要用它们来解释中国作家用方块字书写出来的文学作品，牵强和误解就不可避免。譬如说郁达夫，一般人都泛称他是浪漫主义者，可如果真要按照西方浪漫主义的通行涵义来分析他的小说，你一定会觉得十分别扭。实际上，在评价新文学历史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我们都会遇到许多类似这样的麻烦。我觉得，最近几年来围绕“现代派”发生的种种争论再一次证实了批评所陷入的这种两难困境：一方面，我们传统的批评手段局限太大，另一方面，从西方搬来的认识范畴又常常和我们的文学接不上榫头。我们似乎充其量也只能近似地去描述文学现象，倘说精确性也是文学批评应达到的一个基本标准，那我们离它还差得很远。
能不能尽快摆脱这种困境呢？从理论上讲，当然是能够的。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目的总在孕育和催化中国自己的新文化，现在这样大量引进西方的批评观念，用意也是在于开拓出中国文学批评的新天地。但是，从我们文学界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却又不大敢这样乐观。一个新的民族文化的形成，总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条件的配合，当其他方面的条件尚未具备的时候，单单文学是不可能独自跨入新的境界的。如果在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里，新的文化因素还很薄弱，不能对作家和批评家提供有力的帮助，那他们在外来观念面前的种种软弱表现，那些有意无意的自我错觉，恐怕也就会继续发生。
然而，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它能使我们少走一些弯路，我们也能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力做一些改进。比方说，我们的作家能不能一面继续潜读西方的作品和理论，一面却更深入地咀嚼自己的情感体验，努力从这当中去获取启示呢？我们的批评家又能不能在继续使用“现代派”之类外来名词的同时，更认真地去阅读作品，并在这个基础上试着创造一些更贴切的术语呢？我并不确切地知道，我们的改进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但有一点我却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你从事创作还是批评，越是看清楚外来观念的局限性，你在发展自己的审美能力上就越多一分自由。有时候，人只有在看清楚自己必然要付什么代价之后，才能够逐步地减少这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