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之一）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
　　——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之一）
本报记者　罗荣兴　曹焕荣　谷嘉旺
1988年春，我们民族的5000余名精英会聚北京。祖国的现状和未来再度成为从人民大会堂到街头巷尾的话题。在庄重而认真的大会发言、热烈而坦诚的小组讨论之外，记者走访一批老、中、青知识分子代表和委员，探寻他们发言背后深沉的思绪，倾听他们同全民族一起悸动的心音……
百年前一个宁静的夜，枪炮声敲碎了古老的梦。中国人睁开睡眼，痛苦地发现：祖国处在落后与危难之中！
从此，救国图强成为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生命的火炬。“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悲壮，“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诚，中国知识分子的求索，付出过惨痛的代价。直到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领上复兴之路，我们有了急起直追的转机。然而，由于途中的失误与旧体制的羁绊，耽误了时间。当我们再度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不得不又一次痛苦地承认一个现实：中国还没有摆脱经济落后的处境！
75岁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回首往事。他的父亲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与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一起主编《新青年》。他本人则是“一二·九”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作为清华大学一名喜爱体育运动的学生，与同伴们一起用肩膀撞开了紧闭的西便门，冲进城去，在游行队伍中高呼救亡口号喊哑了嗓子。后来想走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却在异邦历尽坎坷。1948年，在法国的中共同志让他回国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40年过去了。钱三强说：“在旧中国，‘科学救国’的路走不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科学才能繁荣。我们用了15年时间就搞成原子弹，‘科学强国’的路是走成功了。但是，我们注意了‘强’，没有注意‘富’，而没有‘富’就不能更‘强’。‘科学富国’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国际商品竞争，背后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就因为它的科技进步还能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而我国有相当强的科技力量，却眼睁睁看着一大批大中型企业产品30年一贯制。即使到了近几年，我们在生产技术的许多领域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这是十分危险的！”
在大多数同胞关起门来只能听到“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之类呓语的时候，洞悉外界大势的资深外交家章文晋就已忧心忡忡。“一二·九”运动爆发，他也曾活跃在清华大学游行队列里，并成为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后来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从1945年为周恩来同马歇尔谈判当翻译起，一直从事外交工作。73岁的章文晋对外国的情况愈是了解，对祖国境况的认识就愈是清醒。
当今时代的特点是什么？章文晋说：“是和平与发展。大的战争打不起来，有许多制约因素。但和平不是高枕无忧，发展不是携手并进。恰恰相反，和平有斗争，发展是竞争，是世界各种力量的较量。当前国际生活中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求生存求发展的竞争，虽然用的是和平手段，却丝毫不减其激烈与无情。从前落后就要挨打，现在落后就要遭淘汰。50多年前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非常明显地感到那是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如今面临的也是生死存亡问题，很多人却并没有什么危机感。出去看看一些发达国家紧张的程度，回来看看我们自己慢悠悠的节奏，不能不让人揪心。”
今年春节前夕，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一篇报道在知识界引起震动。那是一声警钟：多种统计表明，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继续拉大，甚至跟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也有落后的趋势。
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份额是4.7％，而1980年下降到2.5％；
196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而1980年只占日本的1／4，至1985年下降到1／5；
196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我国4600亿美元，而1985年超出额达到36800亿美元。
历史决定了这一代和下一代中国人必须万众一心奋起直追。全民族总动员当其时了！
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奋斗求富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64岁的国际关系问题专家李慎之用他独到的目光审视国际环境：“当前的国际竞争表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从更深的层次说，实质是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素质的全面较量。竞争的结果，国际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还会扩大。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我们同先进国家的竞争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由于美苏争夺的格局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一些发达国家都愿同我们发展经济关系，这当然是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但经济利害关系本身有自己的规律，政策和政治因素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看不到无情的竞争，只讲和平、合作，就容易产生一种假象，似乎人家有资金，我们有劳力，可以天然结缘；或者人家有先进科学技术，只要去掉政治障碍，就能拿来为我所用。事情绝没有那么便宜！我们目前的体制和劳动力素质（首先是精神素质）远远不适应国际上的激烈竞争。”
李慎之对一个时期的宣传不无遗憾：“多年来，我们光会讲形势大好。大乱对我有利，和平对我也有利，似乎形势永远对我有利。这就在国民中培养出一种盲目自得的精神状态。我们的报刊在向人民介绍发达国家情况时，有时说得一无是处，有时又只讲如何先进，却很少讲人家之有今天，是怎样艰苦奋斗过来的，而现在还在怎样紧张地劳动、奋斗。应该让中国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知道：我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即使在第三世界中，名次也是靠后的；要想赶上去，要想过好日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快改革，靠自己艰苦奋斗，舍此没有第二条路。”
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多次出现过民族危机，都是由于外国的侵略。现在却出现了一种新的危险，即在一片和平友好之声中，如果我们自己麻木不仁、不争气，也可能再度沦为在国际上仰人鼻息的“泱泱大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每一个中华儿女誓死不许的。
作为民族中知识较多的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国家兴亡为己责。与民族共忧患，既是一种渊源流长的传统，也是一种可贵的现代意识。
1949年，有位旅美博士，已为夫人办好赴美机票和签证，听说新中国成立，立即扑向祖国的怀抱。他就是今年76岁的生态学家侯学煜。最近10年，他风尘仆仆地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区，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河川、草木饱含深情。政协会上，他为我国每年增加1400万人口、有的省每年减少一个县的耕地、森林锐减、水域污染而深深忧虑，大声疾呼。
生于台湾苗栗的高级工程师范新发，不喜向人介绍自己是范仲淹31代孙，却从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祖训。海外亲友请他出国定居，他一一谢绝。采访时，他正在忙着写提案，是关于科学决策的。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的决策决不能只顾眼前利益。”
我国培养的第一个工科女博士倪以信，是宋庆龄的表侄女。作为访问学者，去年被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授予名誉学者和顾问称号，这是该校建立百年来的第一次。美国和加拿大有人愿以3.5万美元的年薪邀她留下工作，得到的回答是：“我得回去报效祖国。”刚过40岁的倪以信说：“留学归国，就准备吃苦。物质条件也好，工作环境也好，官僚主义的障碍也好，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的事情终究要靠中国人自己干。”
同29岁的政协委员李昌副教授谈话，可以感受到这位完全由国内培养的青年高级知识分子一腔热血在奔涌：“我们的祖国落后了，这是每一个爱国青年所无法忍受的。今天，我们还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对于民族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要像暮鼓晨钟天天在耳边回响。我在大学工作，深知青年人的爱国热血有多热。现在的关键是，要信赖青年一代，鼓励和引导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如果青年人对政治普遍冷漠，那将是民族的不祥之兆。”
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决不甘久居人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起来，不愿祖国落后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