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原化工部副部长刘雪初说：
端正党风不能停在口头上
党风问题是个老大难问题，党的每次会议都要讲到。陈云同志说它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其重要性提得不能再高了。这说明我们党是正视这个问题的。但结果实在不能令人满意。现在有的同志说，再讲也没有用。包括我们有些老同志在内，对解决党风问题都失去了信心。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现在的确到了要有切实措施的时候了。搞得不好，到第七届政协下台，还是这个局面。我衷心希望五年后新的一届委员不要再像今天这样来谈党风问题了。决心怎么下？我提三点建议：
第一，从严治党，从中央做起，使全党自上而下，形成良好的作风。要求下面做到的，领导要首先做到。上下都能做到这一点，我看党风一定可以搞好。
第二，老老实实干点实事，不要只发文件，不要只在报上大吹大擂。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讲了七个“经常”。解决党风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就是扎扎实实认真按七个“经常”搞。七个“经常”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应该对每个“经常”都提出具体办法。现在的问题是七个“不经常”。特别是党政分开以后，如果这些问题不实实在在地抓，再喊五年，还是一句空话。
第三，中组部，监察部，国家各部门，都应该发扬过去的传统，认真下去蹲点，搞出一些具体办法来。
　　原机械工业委员会委员洪宝顺说：
政府应在决策前向政协征询
政协工作近年来一年比一年做得好，基本上起到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但政协工作的内容还可再丰富些。政府应针对政协委员代表面宽、联系面广、知识和经验丰富等特点，主动向政协开展征询活动。目前常常是某件事已作出决定后才请委员们谈意见，这种“马后炮”的做法效果不佳。
　　上海市记协顾问陆诒说：
不知情无法出力
邓大姐讲要知情出力，但我们不知情怎样出力？我每年参加一次全国会议，知情也太少。上海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甲肝”疫情究竟怎样，缺乏透明度。现在不正之风太严重，食品卫生检查团去检查，送了礼就不检查了。上海事故多，上海的市长、副市长还是好官我自为之（有位副市长说感到内疚），轮渡码头多少年没有修过，每天三万人挤在码头上，市长不知道？新闻界采访受到阻碍，舆论监督如何监督？这就是新闻的透明度问题。这问题不仅是委员知情不知情，而是人民知情不知情的问题。人民靠什么了解情况？就是靠经常的、大量的新闻报道了解情况。
　　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说：
指责青年时请领导扪心自问
这几年进行高校毕业生分配的改革工作，我原以为会受到欢迎，谁知学生很忧虑。他们说有门路、有靠山就可以找到好工作，这不是公平基础上的竞争。社会风气不好，使学生对前途失去信心，我是校长却无法说服他们。前两年北大学生的思想是很活跃的，当时我很高兴，鼓励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可是某些领导把学生说得一无是处，社会上的谴责也很厉害，学生们看到社会上风气不正，索性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以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是好事，就怕学生于国家大事不顾，只关心个人的事情。所以，我比前几年忧虑。不要怕学生闹事，我在与学生们的接触中感到，年轻一代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愿意把事情做好，不要过分地指责青年。说青年人唯利是图，唯名是图，难道做领导的不该扪心自问一下吗？
青年人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是社会造成的，因此必须要痛下决心，整顿党风、社会风气。希望领导多同学生们接触，听听他们的谈话，看看他们是怎样想的。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邹承鲁说：
解决人才外流问题不能靠卡
我对我国科技前景有点悲观，主要是人才留不住，即使人留住了，心也留不住。我带的几个研究生，就想混个学位，然后到国外去。几千年前，大禹治水还懂得不用堵而用疏导的办法，用卡的办法是卡不住人的。上海规定出国留学不回来，要罚1至5万元，说是收培养费。这不是办法，只能产生离心力。我认为，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有些政策不妥当。我们自己把博士分为三个等级：一是美籍、台湾的博士，可享受各种优待；二是我们派出留学的“洋”博士；三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土”博士。我们单位是博士后站。我带的一个博士知道单位有空房，便申请要，回答说那是留给李政道带的博士的。人未来房子就留下了，没道理。后来总算给了房子，但“下不为例”！
第二，知识分子待遇太低。五十年代，一级教授工资为360元，现在变成250元。听说前一段中央要给知识分子长工资，结果吹了，原因是有人反对。长不了工资，就让你业余兼职挣钱。知识分子要把本职工作搞好，不仅仅是8小时的事。他们的工资，至少不要低于香格里拉饭店的服务员。这样，外边的人才就可能回来了。卡是留不住人才的。
　　香港社团服务中心董事、总经理刘迺强说：
发展外向型经济不可操之过急
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应注意：1．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处于低增长时期。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要摸着石头过河，不可操之过急。2．发展速度上要顾及自身条件，我国经济体系不适应国际竞争环境，轻工业优势产品少，靠加工出口条件还嫌不足。3．要总结广东的经验。广东的“三来一补”创汇成本高，靠加工出口增值部分少，不划算，外汇与外债比例应有所控制。“三来一补”不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唯一办法，应因地制宜。4．认清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我经济发展整体上的地位。我国大陆经济发展主要靠内部消费，用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提法将其地位提得太高了。
　　原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顾问惠庆祺、王念基说：
供销合作总社应变官办为民办
国务院要求政企分开，但实际工作中仍有许多政企不分的现象。例如商业部和全国供销总社，一个是全民所有，一个是集体所有，可是供销总社合并在商业部，主任是商业部副部长兼任的。由于两个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不同，在机构设施、计划、统计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两个单位搅在一起很不协调。为什么不能让供销总社变官办为民办，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的经济实体呢？
　　致公党扬州市委主委、高级农艺师陈修德说：
保护地力制订《种子法》
保护耕地是国策，但如何保护地力，《报告》中提得不够。农民不去罱泥，不种绿肥，有机肥用得越来越少，化肥使用量越来越大，土壤板结严重。建议把保护地力定为国策，由土地管理局统一管理，发动农民大造农家肥。城市近郊可否供应一些燃料，以便搞秸秆还田。现在，对种子的管理很乱，科研单位培育的优良种子要卖高价，平价不卖。希望能早点制定出《种子法》，加强种子管理。
　　农牧渔业部高级工程师陶鼎来说：
应摆正农业与消费间的关系
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下降了，1987年也没有恢复。这里面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总结的。国际粮农组织专家来中国考察时，对我们购进这么多日本高级轿车十分惊奇，特别是许多高级汽车作为出租车，认为这是极大的浪费。另外，我国花大量经费购进许多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生产线，积极推进高级消费品的生产，这都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农民对农业生产积极性不高，主要是价格问题，是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太高，而且供应不足。假如拿花费在消费品上的钱用来发展农业和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那该多好。现在有一个理论，认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就是应当以生产消费品为主的阶段。这就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这将影响到国家的一系列决策。
　　原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王兴让说：
对发展农业生产提五点建议
近年来，由于农业成本增长幅度大于粮价的增长幅度等原因，农民的纯收益明显下降，有的甚至无利可得。因而，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逐年下降，至今还未看到短期内能回升的兆头。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建议：（1）在缺粮县取消粮食定购任务，有粮县也应缩短粮食定购时间（不宜超过40天），让农民有一定的粮食销售自主权；（2）取消年600亿斤粮食的委托收购任务；（3）增加农业基本建设基金，中央和地方可联合对农业进行投资，地方投资多少，中央也投资多少；（4）实行农产品调节税。对收入高的农作物实行适当的税收，以调节、补贴生产粮食的农民；（5）在国家非生产性基本建设中，除对“新建项目要控制、在建项目要清理”外，对近5年内建成的项目也应进行清理。对向银行贷款但建成后效果不好的，可以收回贷款，进行拍卖，做到合理分配资金。
　　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主任陈宇说：
要进行统一战线的再教育
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再三强调共产党要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党外人士应做共产党的诤友。可是说实话，我们党内一些同志是不大善于与民主党派共事的，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领导同志，对党的“三大法宝”，特别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问题，没有切身的具体体会，甚至认为权就是“法宝”。应当进行统一战线的再教育。我国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执政了没有监督，是危险的。再英明的领导人都需要党内外的群众监督。毛泽东同志很伟大，我们都是在他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可是他后来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人能提不同意见，更不要说监督了。
现在，某些地方的政协工作有点形式主义。他们所谓加强政协工作，只不过是牌子换大些，车子换好些，逢年过节坐前排，但在实际工作中却转不动，讲话要看人家的脸色。有些委员感到，我们是一年监督一次，每年开会300期简报，谁也看不了，开完会就拉倒。
　　上海华东师大生物系教授庞延斌说：
必须高度重视职工业余教育
目前职业教育和职工业余技术教育出现偏差，成了文凭主义，不能解决企业劳动力素质差的问题。深圳劳务市场招不到熟练工人，光有先进设备而无技术工人。铁路上连续出大事故，恐怕也与工人素质差有关。必须高度重视职工业余教育，加强职工技术、技能的培训工作，才能保证四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