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在这里沉思——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之二）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一个民族在这里沉思
　　——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之二）
　　本报记者　罗荣兴　谷嘉旺　曹焕荣
中华民族走到历史的转折关头。这是一个果断行动的时代，也是一个深沉思考的时代。
连接过去与未来，一个改革的民族特别需要一种全民的反省精神。
70岁的党内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深入研究过我国近代史和当代史。从鸦片战争算起，将近一个半世纪，几代中国人都在寻求民族富强之路。胡绳说：“在中国共产党以前，一切尝试统统失败了。胡适提出贫穷、落后等‘五鬼闹中华’，但没有一个政党和政府有驱‘鬼’之术。那时也有人企图发展近代工业，却处处碰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从而也为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国在解放后有一段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发展，就是历史的证明。
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是一心想中国富强的。胡绳说：“问题是他过分相信了革命可以解决一切。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如果没有‘文革’，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来得这么快，这也许是‘文革’的一点‘历史意义’吧？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探索新的振兴之路。经过近10年努力，以十三大为标志，可以说找到了一条新路，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这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将会大书一笔。”
70年代初，在江西鲤鱼洲农场，一位由照搬苏联的教科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在劳动之余苦思种种问题，痛感苏联的经济模式不行了。他就是在近10年不断提出新的经济学主张的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
他在接受采访时条分缕析：“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不是今天造成的，是过去长达30年错误估计形势、错误的目标模式、错误的政策手段种下的病根。错误估计形势，是把立足点放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为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准备打仗，支援世界革命，打完仗再建设，这就错过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和70年代的大好发展时机。错误的目标模式，是误解马克思的理论，把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关论述硬套到生产力落后的中国来，照搬苏联模式，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偏爱供给制和‘一大二公’，形成僵死的计划体制，使经济陷入封闭的和盲目自满的状况。错误的政策手段，是不了解经济规律，搞唯意志论，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把国民性中不好的一面都激发起来，造成经济工作难以收拾的局面。”
厉以宁打了个比方：“好比下棋，1949年建国时是一盘好棋，后来接连下错着，又不能推枰重来，1979年后力图把被动转为主动，但很难。这就是今天的改革如此步履维艰的历史原因。”
认识自己的过去可以成为一笔财富，认识人家的今天也可以成为一种收获。50多年前办过报纸的许家屯同新闻记者一见如故。也许是他参加过革命战争、领导过一个省的工作多年、最近4年多又在香港工作的特殊经历，他的谈话使人感到一代革命者在新时期认识的新高度。
话题从开放说起。许家屯认为：“小平同志提出对外开放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转机。在历史上，第一次开放是被迫的，是被列强的炮舰轰开了门户。殖民主义的侵入给我们民族带来了灾难，但同时在客观上也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我国沿海地区发展程度高于内地，很难说与上述历史原因无关。当然，由于是被迫开放，我们民族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建国后，先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后来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我们关起门来，隔离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之外，无可避免地造成落后。毛泽东同志有许多历史功绩，但由于他没有到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影响了他晚年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这是历史的遗憾。现在，我们进入开放的新阶段，这次是自觉开放，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胆识和气魄。开放问题上的三阶段，很值得总结。认清了这一点，才能更好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把门开得更大一点。”
打开大门，资本主义的一套进来怎么办？许家屯笑着说：“我们有些同志总是怕资本主义，其实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并不了解。有些同志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主要是从书本上来的，而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规律是至今不变的，但时隔100多年，资本主义在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过去我们以为资本主义会很快死亡，现在看来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许家屯主张：“我们要了解和重新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腐朽的一套，我们当然要抵制，但现代资本主义也包含着人类文明的成果。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全面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要学习、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为我所用。此外，从‘一国两制’着眼，我们也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中华民族要走向现代化，还必须卸掉背上传统因袭的重荷。46岁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动情地说：“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者光是歌颂民族的长处，近代意义上的爱国者却还要反省民族的弱点。从梁启超开始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就一直从自身寻找着积弱的原因。鲁迅先生的解剖刀也解剖了我们的国民性，发现了阿Q这样不朽的典型。新中国建立，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发生了重要转变。但由于随后未能及时将社会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建设上来，而是不断搞阶级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文革’不光破坏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更严重的是破坏了民族健康的文化心态。文化破坏了可以通过加紧学习重建，心态扭曲了却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改变。例如现在不少人的思维结构，实际上还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派生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不能允许不同的观点并存，不相信政策会长期不变，能捞就赶紧捞一把。这些都是改革的障碍。”
刘再复提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要在全民族培养一种建设性很强的文化性格。建设就不能光停留在拨乱反正，而是要进而建立新观念、新思维。五四运动反省了封建主义的远传统，我们今天在改革中要反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旧体制的近传统，而近传统中实际上也包含着部分远传统。当然，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精华，反省就意味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我们不注意群众文化心态的重建，一项再好的改革措施，也可能会被提菜篮子的大嫂骂掉。”
关于传统与未来，声名远播的哲学家李泽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还有一种传统也值得研究，那就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传统。作为一种革命的精神，无疑应继承发扬，但由于战争时期的革命队伍聚集的是一群特殊的人，那时的许多做法不适合和平建设时期。一些干部却把过了时的经验当包袱，这就难以适应改革的新形势。例如今天许多问题的解决，不能光靠道德，要靠法律，要用法权代替特权。这在革命传统中是未曾有过的。”
李泽厚主张加强改革的思想建设：“就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写进我们宪法的，是指导思想。现在，中国文明将第一次跨入世界之林，与其他文明作真正的对话和交流。物质文明在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那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该怎么办呢？到目前为止，许多人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的理论、批判的理论。诚然，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批判的理论，但它不只是这种理论，因为阶级、阶级斗争、革命都只和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我认为，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革命的哲学，而且是建设的哲学。光批判，是并不能建设新文明的。”
改革中的中华民族，应该高扬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