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贪污犯宋德贵、刘玉泽勾结奸商盗窃国家财产的大贪污案的自我检讨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对于大贪污犯宋德贵、刘玉泽勾结奸商盗窃国家财产的大贪污案的自我检讨
中央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　刘复之
宋德贵、刘玉泽等大贪污犯，勾结奸商，盗窃国家财产的大贪污案，已被彻底揭发了。这一重大案件，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党、政府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这是我的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的严重恶果。我的官僚主义的错误，就是这一痛心事件所以发生和长期没有被揭发的根本原因。我是办公厅主管行政处工作的领导人员，在这个工作中，我违背了国家和党的政策方针，没有贯彻执行领导同志的正确指示，在党和上级委托给我的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发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我个人虽然没有贪污，没有接受这批贪污分子的贿赂，但是由于我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我是被这批贪污分子、党和人民的叛徒、社会的害虫所长期蒙蔽、欺骗和利用了。对国家，对党，对人民说来，我是十分惭愧的。
我的第一个大错误，就是派宋德贵到东北去采购修建木材。我批准了大贪污犯宋德贵的提议，由宋德贵经手，经过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批准，超过实际需要，为机关买进了一万一千米（以后又增加二千米）木材。为了补贴修建超支，为了解决房屋问题，我没有请示上级，就作了这样轻率的错误的决定，没有考虑浪费国家木材是严重错误，没有考虑这种错误会发生严重的后果。在这样只顾机关局部利益的本位主义的抓一把的思想支配下，就犯了这个大错误。
第二个错误发生在去年五、六月间，木材陆续运京以后。当时，宋德贵、刘玉泽数次向我建议，“转让”一批木材给铁道部材料局，既可以从中取得很大的利益，机关所需木材又仍然够用。这时我才知道多买的木材，超过实际需要一倍以上。我虽然有过犹豫和考虑，但是没有坚决纠正这个错误，经过一度动摇，又发展了这个错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当时正值大礼堂设计改变，施工延期）。机关与机关之间买卖木材，是一种犯法的行为，对于这一点，我毫无认识和察觉。我没有研究关于木材的政策法令，在掌握政策、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这个关头上，我表现了毫无原则。实际上，我们是以低价购进木材，以高于国家规定的价格售给铁道部，从中为本机关取得暴利。虽然给机关多修了房子，补贴了修建中的若干超支，但仍是十分错误的。我就这样从本位主义出发，犯了单纯盈利观点的错误。
我这两个大错误，是贪污分子得以勾结奸商、盗窃国家大量财产的前提条件，也是我在这一件大贪污案中，严重发展的官僚主义的基础。
对于采购木材的全部过程，我表现了十分恶劣的官僚主义态度：
第一、布置采购毫无计划，工作过程毫无检查，完全失却控制，始终不知道究竟买进了多少？使用了多少？赚了多大便宜？这一笔采购木材的账，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对于木材问题不了解也不研究，觉得多少立方米多少钱是具体事务，我嫌麻烦，没有去管，表现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漠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二、对于采购人员，没有工作检查。我只听了宋德贵一个人的假报告，没有亲自召开过会议，没有规定严格的会计制度和开支手续，而满足于所谓原则领导。我曾经宣布过，外出人员个人生活上有困难，向组织提出，经过批准，可以多用一点，但不准贪污腐化和胡闹。但是却从来没有检查过他们的实际工作和生活状况。甚至相信了宋德贵捏造的：“王珍（木材贪污案中的要犯之一）工作表现很好，很辛苦，弄得面黄肌瘦了，工作人员都很艰苦”等鬼话。实际上这一批贪污分子，这批坏蛋，从东北回来，都吃肥了，对于贪污分子这种两面派的手法，毫无警惕，毫无嗅觉。他们抓住了我的官僚主义的只求完成任务、盲目放手放任的弱点，当面唯唯诺诺，背后胡作非为。我被蒙在鼓里，成了聋子瞎子！
第三、对于资产阶级的腐蚀，丧失了警惕。宋德贵说：木材是复杂的技术问题，验料、过尺、装车，非靠这批木商不可。我虽然也问过雇用木商的情况，但被所谓东华是煤建公司的代销处，跟公家都有关系，表现很好等官冕堂皇的词句蒙蔽了。这批木商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却始终没有警惕。
我的官僚主义，不仅表现在没有警惕性，而且盲目信任，觉得宋德贵搞木材，给机关解决了一个问题，他有“成绩”，非常“能干”。四次公安会议以后，对他的腐化生活略有所闻。有同志反映：宋常酗酒，常和商人一块坐机关的汽车，我也曾向他提出过警告。但因为没有察觉问题的本质，以为警告一下，他们会注意改变的。基本上还是采取了放任迁就的态度。我这个严重的官僚主义，给这一批贪污分子造成进行犯罪活动的有利条件，实际上成了贪污蜕化分子进行破坏活动、散布资产阶级污毒的温床！
贪污案的全部黑幕和我的严重错误，在党代表大会时行政处全力转入反贪污腐化的民主运动以后，才逐渐暴露出来。这一小群以宋德贵为首的害虫，早就和奸商勾结上了。国家大量财产，早就被盗窃了。他们已经过了几个月荒淫无耻的日子了。他们已经变成人民的叛徒、资本家的卑鄙无耻的走狗了。不仅如此，他们还腐化了我们一批干部，将一批意志薄弱的分子，拉下水了。他们在行政处内部，以至行政处外部，大批行贿，使行政处百分之八十的人员不干净。奸商赵溪桥并通过宋德贵，盗用机关名义，招摇撞骗，胡作非为，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由于我这个环节上的官僚主义，长期不了解、不检查真实情况，被贪污蜕化分子所蒙蔽欺骗，因此，使得党和上级领导同志的方针，在行政处无法贯彻；由于我的麻木不仁，不了解真情，没有也不能向领导同志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就在实际上起了掩护贪污分子的作用。我应负这个错误的全部责任，我应该受到法纪和党纪的处分。
我的官僚主义，在其他方面也是十分严重的。例如，在机关修建方面，返工浪费和铺张浪费都很大。有的是没有知识没有经验；有的是不负责任；有的是好事铺张；从领导上说，我都要负主要责任。在修建修缮工作中，也发生了工作人员从中贪污受贿的严重现象。例如，大贪污犯刘玉泽，勾结利华营造厂，在修缮中以少报多，偷工减料。据已查清者，刘玉泽一人在一项工程中，即受贿一千二百万元。
在掌握机关开支方面，由于官僚主义和没有群众观点，也造成许多铺张浪费的严重现象。许多报到办公厅的条子，都是我经手批的。我没有想办法坚决遏止这个趋势，对于许多铺张浪费的现象，都是马马虎虎地处理了。另一方面，对于大众生活福利，做的却很少、很坏、很慢。例如，大灶生活和住房，在部长一再督促下，才引起了重视，住房则至今也没有解决好。我很少到住在外面的各单位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有的从成立到现在，还没有去过一次。我高高在上，对于行政处的工作是官僚主义的领导，依托的是贪污蜕化分子，完全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两眼漆黑。处理问题大手大脚，表现办事不重视制度，不坚持制度，没有制度也不坚决设法建立制度等。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错误呢？我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虽然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和革命斗争的若干锻炼，虽然原阶级带来的劣根性在整风、整党中经过比较严厉的批判，但今天事实证明，并没有完全整掉；而在入城以后，没有多久，在胜利的形势下，在工作顺利的条件下，老毛病又发作了。不仅没有肃清原来阶级所带来的影响，反而继续接受了新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近二年来，又增长着骄傲自负、自以为是、满不在乎的情绪，不是虚心、冷静、谨慎，而是简单急躁，主观武断，经常爱发脾气，经常碰人。这些就使我脱离了群众的检查和监督，在政治上表现了停滞状态。在个人生活方面，享乐主义思想上升了，衣食住行都向贪图享乐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大量丢失，总想把个人生活搞得舒服些，满不在乎，骄气很大，很不检点，很不刻苦。思想上和生活上都受到资产阶级不少的影响和侵蚀。这样，我就逐渐丧失了政治嗅觉，阶级警惕逐渐模糊。我对于像宋德贵、刘玉泽这样的大贪污分子，可以说是熟视无睹的。对于许多铺张浪费现象，不仅是麻木不仁，而且是习以为常的。这些严重的弱点，都给贪污蜕化分子造成可以利用的空子。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我感谢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党和同志们的帮助和教育，感激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的方针和指示，我有决心也有信心彻底改正错误，彻底改造和不断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