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正派　为人师表——回忆我军优秀政治工作领导干部袁子钦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公道正派　为人师表
　　——回忆我军优秀政治工作领导干部袁子钦同志
　　宋任穷　秦基伟　黄镇　郭林祥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的老战友——袁子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他在艰苦环境和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的坚强党性；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光明正大、公道正派的高尚品质；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我们从事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楷模，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坚强的党性原则
袁子钦同志是福建省上杭县白砂乡人，生于1909年1月。他在上中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开始接受马列主义。1929年，当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直下龙岩、上杭，革命风暴席卷闽西的时候，子钦同志毅然中止学习，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
子钦同志参加红军不久，就投入了反对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的战斗。在一至五次反“围剿”中，他意志坚定，作战勇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子钦同志先后任红五军团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和五军团、五军政治部党务科长，一直随第三十七团等部队行军作战，担任后卫任务。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三次渡乌江，三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天上敌机跟踪轰炸，地上敌人追击围堵，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子钦同志从不畏难和动摇，抱着跟着党和毛主席走就是胜利的坚定信念，英勇作战，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耿耿忠心的坚强党性。
子钦同志的党性原则还表现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是非分明，政治坚定。这一点在长征路上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所作的斗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党中央在两河口举行会议，做出了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正确决策。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力主部队南下川康地区，并擅令红四方面军及红五军团、九军团南下。9月中旬，张国焘背着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在阿坝的喇嘛寺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进行分裂活动，搞了个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决议下达到子钦同志当时所在的三十七团后，他极为愤慨，和团里的其他领导一起将“决议”烧毁，没有向部队做任何传达。
困境中的五军团指战员十分关切中央红军北上的情况，渴望听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声音。恰巧军团有部电台能和中央保持联系，子钦同志把从电台听到的中央红军走出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挺进陕北等消息悄悄告诉大家，使部队受到了极大鼓舞。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为了达到彻底砸烂总政的目的，胡说什么军队执行了一套腐败的干部政策。袁子钦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林彪一伙强加给总政的诬蔑不实之辞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遭到追随林彪的一伙人的批斗时，他多次申明：我们执行的是党和毛主席制定的干部政策，军队任命的高级干部都是经过中央军委或党中央批准的，并且当场把这些话写了下来。这种不信邪、不怕鬼，不屈从于林彪的淫威的凛然正气，使广大干部极为钦佩。
1967年夏的一天，吴法宪找到袁子钦，厉声恶语，要他揭发军委和总政领导的“问题”，并威胁说这是对他的严峻考验。动乱中一桩桩令人发指的事例使子钦同志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摊牌了，如不附和他们，随时有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但袁子钦刚直不阿，立场坚定，不趋炎附势，当即回答：“我没什么可揭的”。不久，他便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受到审讯和折磨，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68年2月，他在重病中被非法地关押起来，受到残酷的迫害，仅过了14天，心脏便停止了跳动。然而，他坚强的党性原则却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用干部公道正派
子钦同志毕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其中大部分时间又是做组织、干部工作。抗日战争八年间，他有六年多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先后担任过组织科副科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那时组织部门管干部工作）。建国以后，担任过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部长、总政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以后仍分管干部工作。他胸怀大局，着眼需要，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是我党我军一位难得的组织、干部工作领导者。
选任干部他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强调干部不但思想素质要好，还要有真才实学，偏废哪一方面都不行，尤其不能任人唯亲。他做干部工作几十年，一直恪守这个原则，不营私，不徇情，从来没有利用职权安插或指使下级安插过自己的老熟人、老部下以及亲友。1955年授衔时，一位干部托人给他送礼，以期提高自己的军衔等级，袁子钦同志谢绝了礼品并对这位干部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他对自己的亲属要求更为严格。他的一个孩子报考军队重点院校时离录取分数线只差一分，孩子希望父亲找有关部门疏通疏通，但子钦同志耐心地对孩子说，学校录取学员要保证质量，差半分也不行，作为干部子弟，更应该自觉遵守有关规定。1958年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学校原打算分配到军队系统工作。子钦同志知道后，认为大儿子身体状况不合条件，说服学校把儿子分到了地方单位。
关心、爱护和保护干部，是子钦同志突出的优秀品质。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心同志，体贴入微，无论到哪里工作都能很快成为广大干部的朋友和知音。在抗大总校工作时，他和学员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就像慈母对孩子一样，既做思想工作，又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学员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袁妈妈”。当干部蒙受不白之冤时，他能把握政策，实事求是予以处理，保护了一些干部。
他很注意干部的培养和提高。无论是在“抗大”时期还是在建国以后，他始终把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大计来抓。他十分重视院校对培养训练干部的作用。他说，好的熔炉能出好钢，好的院校能出人才。根据中央军委的方针，他在1957年全军干部部长会议上指出：和平时期培养干部主要靠院校，凡军队需要而又必须培养的干部均设院校培养，今后一般的不再从军士中提拔军官。他担任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部长期间，每年要选调数万名干部入学，分配数万名毕业学员充实部队，还选派了一批批干部到国外军事院校深造。这些，对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加强部队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1963年至1965年，全军选拔师以上干部4000多人，基层干部17万人，为部队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
对于干部工作的基本建设，他着眼全局，致力于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他主张干部工作的重点不能只是忙于抓人头，而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各类干部的思想脉搏和干部队伍建设中带规律性的东西，为军委、总部首长当好参谋。他在主持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和总政干部部工作期间，亲自下部队、下基层调查研究，在认真分析我军干部队伍状况的基础上，主持起草和制定了一系列干部工作的条例、条令和制度，为逐步实现干部管理制度化付出了辛劳。
忘我的工作精神
袁子钦同志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任务一来，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任务没有完成好，他是绝不会罢休的。人们用这样一句话赞誉他：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确实是把全部心血倾注到了党的事业上。
抗日战争初期，一批批热血青年从全国各个地方纷纷涌向延安入抗大学习。当时，国民党也办起了门类繁多的院校，而且待遇优厚，拚命与我党争夺青年一代；而我们的抗战前线急需一批政治素质高的干部补充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给了抗大一个紧急任务，学生队每半年毕业一批，而且要积极发展一批符合条件的学员入党。子钦同志那时是抗大总校的组织科副科长，直接承担着这个任务。组织科仅有5个人，每发展一个党员都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考察，了解和审阅个人的有关材料。他和科里其他同志一起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困了就用冷水浇一浇头继续干，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1948年到1949年，在历时半年多的太原战役的日日夜夜里，他始终精力旺盛，不知疲倦地工作。他经过深入研究，结合本纵队的特点，根据上级的指示，提出了战役各个阶段政治工作的任务和重点。在战役准备阶段，针对纵队中解放战士较多的特点，他组织开展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练兵活动，燃起了战士们对国民党和阎锡山统治的满腔仇恨，激起了官兵的战斗热忱；外围战斗打响后，他又不失时机地号召部队开展“火线立功”“火线入党”活动，在指战员中树立起杀敌立功的勇气和敢打必胜的信念；在军事围困阶段，他布置部队广泛开展政治攻势，通过散发传单、喊话等形式瓦解敌军，使太原守敌士气锐减，惶惶不安，并争取了一部分敌官兵起义；总攻前后，他又适时地组织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城市政策教育，使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赞誉。
全国解放后，军队面临和平时期建军的许多新课题。子钦同志不辞辛劳，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为军队在新时期的干部工作建设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他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从不满足于一般号召，而是施以具体指导并亲自动手去做。如50年代抽调一批干部集训准备赴国外留学深造，任务很紧急，他和机关的同志一起，不分昼夜地突击工作，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袁子钦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未停歇。60年代实行军官休假制度以后，他从未休过假。平时，许多节日、假日和其他休息时间也都用于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艰难的时刻，他冒着随时被揪斗、被打倒的风险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沉重的担子来自林彪一伙的压力使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解放军总医院诊断为高度疲劳症，必须住院疗养，但他为了工作和党的事业，只住了几天就出院了。1967年夏，总政几位领导同志先后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打击迫害，诬陷成为“阎王”而离开了领导岗位。他情知自己在劫难逃，但出于高度的责任感和对林彪一伙倒行逆施的义愤，还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工作。有人劝他：总政都成了“阎王殿”，你一个人还顶在那里干什么？不如趁早脱身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他说，我也知道我个人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总政总要有个人管事，部队或别的机关来办事总要有个接头的呀。直到被非法关押前，他始终未停止过工作。
袁子钦同志对革命工作那种高度的责任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兢兢业业忘我工作的精神，一直感染着我们，并将激励我们为祖国的现代化不停地奋斗。
艰苦奋斗的作风
孩子们问父亲最喜欢什么箴言，袁子钦回答“艰苦奋斗”。他有着一笔好书法，时常将这4个字写成条幅赠送战友，并身体力行，用行动为大家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榜样。
在物质生活上，他从来就是非常简朴，克勤克俭，克己奉公，不搞特殊化。长征途中，打土豪有时分到点鸡、肉，他总要留给红小鬼、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在“抗大”，组织上每月补助领导干部一些细粮，他不舍得自己吃，一点点积攒起来，等到和学员、干部谈话时一块进餐，共同分享。三年困难时期，袁子钦担任总政秘书长，他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但他从未向自己直接领导的管理局伸过手，并风趣地对家里人说：“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下了班，他让孩子们打榆树叶子，掺在玉米面里亲自做成饼饼，并带头吃。
从1956年起，他家的住房包括办公室在内大小只6间。这套房子简陋陈旧，阴暗潮湿，长年失修。他孩子多，加上勤务人员，住得相当拥挤，连走廊里都搭起了床，尤其是节假日孩子们回来后，房子不够住，只好在办公室里搭地铺。老战友们看到这情形，都劝他换一个住处；管理部门的同志也要为他的孩子另外安排住房。他总是笑着说：“这里已经不错了，当年过草地宿营，能找到几棵树，扯块篷布就算是好房子了，现在虽然挤一点，但和一般干部相比，还是要强些，应把别处的房子分给更困难的同志。”他在总政工作10多年，工作变动了4次，职务提升到总政治部副主任，但住房一直未动，这在总政已传为佳话。
袁子钦自己这样做，也常常教育孩子们这样做。他对爱人鲁毅同志说，孩子不是私有的，而是社会的，国家的，我们做家长的有责任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有用的人才，不能给社会带来麻烦。他从点滴抓起，不断向他们灌输艰苦为荣的思想，告诫他们生活上要向工农子弟看齐，时刻谨防特权思想。在袁子钦及其爱人的严格要求和教诲下，艰苦奋斗精神成了他们家的好家风。
袁子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他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尤其是干部队伍的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秀品德，将永垂史册，永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