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上海机械学院陆景云说：
民主政治的特色是注重社会效益
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是要强调社会效益，其条件是提高政治的透明度，同时保证民主监督的实效。
中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个特色究竟是什么？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工作都用经济效益衡量，用钱衡量是一种考核办法，简单明了。但与此同时如不强调社会效益，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它腐蚀了许多人，造成社会上许多不良现象，有害于民主政治的实施。
政协的民主监督作用看起来好做，好像挑毛病、找岔子就行了，其实不然。要真正讲求监督的实效，就必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这有赖于党和政府提高政治透明度，重大事情让人民都知道。否则我们的监督也如同盲人摸象，绝不会做到点子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敬虞说：
抓物质文明不能牺牲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一起抓，光搞物质文明不是方向。为抓物质文明建设，不惜牺牲精神文明建设，这不是社会主义。从长远看，损失是惨重的。最近看到报纸上报道，四川省丰都县为发展旅游事业建了座“鬼城”，里面有“十八轮回”等封建渣滓。解放前曾有一次外国举办的博览会，把中国的烟枪、娼妓、“小脚”等评上奖，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辱。但现在我们为了赚钱竟又搞起这些东西，还宣传报道，其实是拿封建主义招徕资本主义。现在有很多复古的东西，这对精神文明建设是有害的。希望党和政府在社会科学上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湖北省总工会副主席江长源说：
必须保障职工民主权利
企业领导人滥用职权，侵犯职工参加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是目前一部分企业中，经营者和职工群众发生矛盾、激化矛盾的重要原因。比如，有的企业修改劳动定额不经职代会讨论通过，不和工会商量，由领导说了算，结果职工不答应。有一个大型企业分房方案不让职代会讨论决定，由厂长拍板，在职工中引起公愤。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在《企业法》中明确职工对企业领导干部的批评权、控告权和企业领导侵犯职工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外，还应尽快颁布新《工会法》，进一步为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提供法律规范和保障。
　　山东师范大学校长管梅谷说：
有偿服务有利于学校与社会结合
我非常赞成高校开展正当的有偿服务。这不仅可以解决教育经费不足、改善教师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学校主动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结合。现在学校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经济建设，办学不是考虑社会是否需要，而是自己搞自己的。有的同志担心，有偿服务会不会分散教师精力，影响教学质量。我认为，只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如从有偿服务的收入中提取一部分适当补助从事教学的教师，或实行工资定额包干，也能保证从事教学的教师有一定的收入。
　　原农机部副部长丹彤说：
国家投资结构需要改革
改革是国家各项工作的中心，国家的投资结构也应该改革，预决算编制的模式也应该适应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客观情况。过去总把基本建设放在首位，现阶段是否合适？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学苏联，重工业，轻农业。多年来，投资比例有所调整，但基本模式没有根本改变。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和李鹏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把科技、教育放在首位，但在投资结构上没有明显反映出来。现在是我们痛下决心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各地方计划外投资工业基本建设的时候了。农业要保持稳定，要持续发展，国家投入应在10％以上，教育的投资比例也应相应加大。我们常说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我想还应加一条，三靠投资，不能忽视这一点。所以，国家的投资结构应该改革。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杨应彬说：
加紧培养外向型经济管理人才
广东许多地方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早走了一步，问题也就暴露得早一点，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培养适合外向型经济要求的管理人才。
前不久，我去佛山的一家化纤企业调查。厂里的几位领导干部说，他们均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精通技术，但对经营、金融、外贸等懂得不多。这样，要“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就有较大困难。我认为，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素质的重要性，决不次于引进某项先进技术。然而，过去我们重视培养技术人才，忽视经营人才。建议各级都办管理学院、管理专业，弥补外向型经济人才的不足。
　　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董事长冯永祥说：
制定新政策应照顾原投资者利益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进一步开放、改革，我们很赞成。但在制定新政策时，应照顾到原投资者的利益。在商业贸易中，老客户是最宝贵的。早几年在国内投资办企业的人在当时的条件下签定了合同，有些政策和规定没有现在这么开放，相对比现在苛刻。如果国家在制定新政策时，不给他们一些优先的照顾和选择的权力，这不仅使新投资者同原已投资者的竞争条件不平等，还会使早投资的人感到吃亏，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第一汽车制造厂底盘厂副厂长兼总经济师白大华说：
要调动生产厂家的积极性
近年来国家规定，汽车制造厂每销售一辆汽车，交通部都要从销售收入中抽取10％的附加费，这实际上是让生产厂家向国家让利10％。这项改革不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建议把这一附加部分算在汽油费中或由国家另行增加有关税种。
　　浙江省总工会主席赵景棠说：
重视解决职工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目前职工的积极性远未充分调动起来，还有很大的潜力。据去年对1.3万名职工的抽样调查，有60％的职工认为还感觉不出自己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有50％的职工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产生这个问题，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因素，又有改革中职工生活方面的因素，还有具体政策上的因素。政府和企业在困难的时候想着怎样依靠职工群众，在顺利的时候也应想着怎样依靠职工群众。要切实采取措施，保障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刘炳森说：
故宫应归国务院直属领导
故宫是举世闻名的古建筑群，外观上完美庞大，里边有上百万件的稀世珍品。重新开放以来，年接待量达1000多万人次，实在是人满为患，亟需扩大开放面积。潜力是有的，有一批可作陈列用的古建筑物多年来一直作文物库房用，但要辟为陈列室，需将文物搬出，另找库房。目前，有八个外单位还在故宫里面，占着房子。故宫文物库房非常拥挤，有的一间库房里存放近八万件古瓷，每小件在香港可值三到五千万港币，如遇地震或失火（故宫虽然驻有消防队，但一旦失火，木架结构的房屋也很危险，况且古文物也要受到严重损失），其恶果是无法估量的。故宫城外东西两旁盖满了房子，造成筒子河极端肮脏。国内外观众曾多次建议拆除两侧的破烂房屋，以保持故宫的高雅风貌和紫禁城的完整性，但都没结果。鉴于故宫博物院和紫禁城古建筑群的特殊性，我建议故宫应由国务院直属领导和管理。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韩美林说：
抢救民族民间文化艺术
我已交过三份关于抢救民族民间文化的提案，一直得不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我准备一直提下去，直到感动上帝为止。现在民族民间艺术得不到保护和发展，并且大量外流。民间小古玩在国外很便宜，国内却没有。如紫砂壶现在有的已卖到16万元一把，壶贩子到处搜购，再转手到国外。我们自己没有民族民间艺术博物馆，也不收藏民族民间艺术品，如此下去太可悲了。国家应拨专款，建立民族民间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研究室，保护、发展民族民间工艺。
　　中国文联委员黄苗子说：
要保护好书画界名艺术家
改革开放后，书画界出现了繁荣景象，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机关、宾馆、商店都希望挂名人书画，喜欢书画的人也希望得到名家书画，这给一些著名的书画家带来了额外的巨大的负担。一些著名的书画家如启功先生，已76岁高龄，带病也得应付社会上一些人的需求，无休止地“贡献”。这种现象在书画界相当普遍。这就提出了一个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对待艺术家工资额外的收入问题。建议国家制定一些规章，减少名画家应酬被索字、画的苦衷。
　　南京医学院传染病学科主任、教授陈钟英说：
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
最近几年，预防传染病的观念削弱了，导致某些传染病流行。上海、江苏两地甲肝与伤寒等传染病流行，经济损失严重。有关部门认为主要是由于食用毛蚶引起的，有一定的根据。但我认为，从流行病学分析，肠道传染病流行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1．江苏、上海人口密集，气温适宜，病原体易于繁殖；2．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的粪便、废品的无害化处理长期没有得到解决；3．水源污染严重，个别单位的水泵与厕所距离很近；4．公共卫生差；5．消毒、隔离制度不完善；6．医药污染严重，特别是空调环境内，通风情况不好，细菌易于繁殖；7．滥用抗生素使耐药菌株大量出现，造成治疗伤寒常用的抗菌素无效。控制传染病，必须从传染源、传染途径、易感人群等各个环节抓起，一抓到底，不能时紧时松。
　　农工民主党贵州省委副主委杜德育说：
农村也应实行计划生育优惠政策
今年春节回农村时搞了个小调查，多胎率很高，甚至生到第7胎，第8胎，令人吃惊。要实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控制人口增长是不行的。建议农村也实行计划生育优惠政策，比如奖励独生子女，兴办托儿所、敬老院等社会福利事业，这样有利于破除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旧传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