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正变得善于思考——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采访札记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他们正变得善于思考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凌志军
日前，我见到一位多次采访过人大会议的记者，我问他这次与以往的大会有何不同。他答道：“最大的不同是代表们都在思考，都想说话。”
在过去的一年中，人们已不像改革最初几年那样欢天喜地，而是在体验着各种摩擦的阵痛。人民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尽管记者们已料到这种情绪必会出现在这次大会上，但仍然对代表们思考的深度与广度感到惊讶。
“我心里压力很大，要说的话太多了，你要记？好吧，我讲慢点。”对我说这话的是一位农民代表。思考的意识就这样蔓延在普通代表中间，而不仅仅属于那些任部长、省长、市长的代表。
“统计数字是不是过于乐观？仔细想想，有不少不科学的因素。”一位北京代表说。
“《报告》中没讲流通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疏漏。”一位江苏代表说。
“《报告》中没提农村第二步改革，农村改革的路子至今若明若暗。”一位山东代表说。……
对于一连串表示成就的数字，对于过去的经验与今后的目标，对于国家的种种大政方针，代表们似乎没有十分激动地一致赞扬。他们已经把自己平日的思考一起带到大会上来。
在山东代表团，我遇到一位农民代表。他叫翟守才，嘉祥县黄岗村人。这是一个很富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上千元。他说：“各级政府都在减少农业投资，说是‘以工补农’，其实是以农民的‘工’补农民的‘农’。过去叫农民从这个口袋掏钱，现在叫农民从那个口袋掏钱。我们村的工业好些，补农不成问题，也极有效。可大多数地方根本没钱可补呀！我们县570多个村，真有能力以工补农的只有7个。我算了一下，全国能‘以工补农’的村，肯定不到10％。现在不是‘补农’，而是把农业的钱‘补工’。”这位正在从“以工补农”中尝着甜头的农民，却在用更开阔的眼光扫视着这政策本身的漏洞，这不是一种进步么！
代表们来自不同岗位，在整个利益结构中所处位置不相同，说出话来也不大相同。工人代表埋怨食品涨价，农民代表认为农副产品价格太低。表面看有着尖锐的对立，实际上，思考正在使结论趋向一致。
“我们的伙食费已提前翻了两番。”工人曾文戊说：“不过，硬逼农民给城里供低价食品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想有更多的东西吃，食品价格势在必调。”几天下来，我接触代表多了，发现人们的结论惊人的一致：改革不继续不行，价格不理顺不行。人们超越了本身的利益得失，在思考着国家的改革大局。
还记得1958年的“经济战略”和1978年的“经济战略”提出的时候，人大代表中有比较热烈的，有比较沉着的，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这两个违反科学的“战略”作出认真的思考。今天，代表们不会再用简单的方法对待国家的大政方针了。沿海经济新战略的提出，正在代表中间引起广泛的议论。从各种角度论说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当然很多，但也不是没有唱“低调”和“反调”的：
“我认为‘两头在外’存在很大的危险。”——这是对战略本身的思考。
“我认为新战略从提出到实施间，缺少一个严密论证的阶段。”——这是对战略决策过程的思考。
“切忌‘一窝蜂’，我怀疑沿海现在的全面开花是否可行。”——这是对战略实施步骤的思考。
这种种思考和意见，不管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不也都表明人们正在变得成熟了么！
（附图片）
　　七届人大代表进行小组讨论
　　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安美院副院长 刘文西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