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中华民魂——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之三）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再造中华民魂
　　——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之三）
　　本报记者　罗荣兴　曹焕荣　谷嘉旺
在西德科隆的一次展览会上，有两批亚洲人引人注目。一批是日本人，个个手拿相机，从早到晚围着展品拍照、琢磨，他们的目标是：第二年让日本产品取而代之。一批是中国人，大多对展品兴趣不大，却手拿口袋，忙着买展览会上的一点便宜东西。
48岁的工学女博士、南京工学院院长韦钰回忆起这情景，伤心得说不下去：“……唤醒民族的志气，已经刻不容缓。”
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日本人，对他们中小学生的教育是：“日本国土狭小，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要亡国。”日元升值，其实有弊有利，但他们的宣传似乎末日就要来临，激发起全民拚命干。
过着富足生活的美国人，不断被告诫美国衰落了，大喊大叫“21世纪将是亚洲人的天下”，最近又宣传“欧洲正在崛起”，目的也是唤起一种紧迫感。
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开头，就“直率地说，国内形势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国家已经处在濒临危机的状态”。以此唤起苏联人改革和劳动的热情。
在新兴的新加坡，人民生活水准比起日本毫不逊色，但至今不敢轻言“高消费”，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
在亚洲另一个新兴工业地区，至今对进口外国豪华小汽车和外国香烟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彩色电视机早已远销欧美，自己的彩色电视发射台却迟了几年才开通。
这几年出访过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问题专家李慎之感慨系之：“在如此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没有紧迫感的民族才是真正值得担忧的。我们国内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最大的问题是国民素质低下、社会风气不好，这当然是由许多历史的原因造成的。现在解决这些问题，要采取许多措施，而其中绝对不能缺少了艰苦奋斗这一条。我们要发扬一种民气：勒紧裤带干现代化。”
在画家范曾的笔下，祖国山川宝像庄严，古今人物神态超然，透出一种作为中华民族的自尊。他以秃笔一杆，孜孜30余年，积蓄300万元捐献给南开大学建造东方艺术大厦，宏扬民族文化。他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独立于世，就多有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到了20世纪80年代，难道中华的民魂泯灭了吗？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正是民魂再造的新阶段。不能因为本民族的一点‘丑陋’就丧失信心，要用远大的理想、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现代意识驱除‘丑陋’。”
62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打从记事起，就在外国侵略者的炮火下逃难。这位熟知中西文化思想史的学者说：“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有举世无双的凝聚力。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大的民族国家，无论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都消失了；许多著名的古代文明，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民族一脉相承，内忧外患，都挺过来了。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最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今天的民族复兴，在近代史上是划时代的，往前看100多年，往后看到21世纪，就可以看清我们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时期。”
这是一个艰难的转折时期，要求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为之献身。赵复三说：“革命前辈为民族的生存付出过血的代价，今天的改革，也要求我们这一代人为民族的振兴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艰苦奋斗，要打算过一段苦日子。经济学上讲投入产出，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我们今天吃点苦，就是为子孙后代投入。有人以为改革就是现得利，这是很浅薄很自私的。一个10亿人口的中国，每人多吃一只鸡蛋算不了什么，但要生产10亿只鸡蛋谈何容易！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转折时期都是充满动荡和艰苦的。现代人看欧洲的文艺复兴，以为是太平盛世，其实那时的人很苦，是在苦难中开创新纪元的。未来人看我们今天的改革，也会跟当代人不同。历史地看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才能树立起民族的责任感和历史的责任感。”
我们究竟身处什么样的历史关头？著名理论家胡绳认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艰难时期。”
一方面是从发展的阶段看，正好处在从温饱到小康的过渡时期，经济和社会生活会遇到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许多难题；另一方面是从改革的进程看，正好处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两种体制并存，利益结构调整带来的社会矛盾，新旧观念的冲突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
谈起这次人大、政协会议上议论最多的物价、社会风气等问题，胡绳认为：“有人觉得我们社会似乎在退步，不能这么看。有些问题恰恰是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出现的，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去我们不搞商品经济，先是供给制，后来是‘大锅饭’，大家都穷，但矛盾掩盖着，好像相安无事。等到将来商品经济发达了，现在的一些混乱现象也会消失，例如一些发达国家就没有倒卖日用品暴富的‘倒爷’。现在处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问题是最多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强化法律手段和教育手段，但法律和教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唯有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坚决加快改革，才能缩短这个历史进程。”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学家童大林认为：“人类历史处在最伟大的转折中。世界面临三个新潮流：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新产业革命的潮流，思想解放的潮流。”
新的潮流，也就是新的机会和挑战，世界各民族都在新的一轮竞赛的跑道上开足马力。童大林说：“这届人大、政协的5年任期，一头搭在80年代，一头搭在90年代。我们在距90年代还差2年的时候，应该实实在在地思考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历程。我们要全民奋起，仅仅领导层有紧迫感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在解决物价等社会反响较大的问题上有紧迫感也是不够的。”
然而，目前问题的严重性恰恰是在相当一批领导干部中缺乏紧迫感。语言学家许嘉璐的谈话忧国忧民：“现在有一种精神状态同时代很不合拍，就是上上下下都在等。十三大前，‘等十三大开了再说吧’；过后，又是‘等人代会再说吧’；‘等机构改了再说吧’，‘等编制定了再说吧’；等文件，等批示，永远有等的借口。可我们民族振兴的时机，就在这不负责任的等待中耽误了。”
当然，紧迫感不等于急于求成，更不等于大轰大嗡。操之过急，期望过高，难免碰钉子；而一旦碰钉子，又往往容易丧失信心。“大跃进”时也曾闹过“超英赶美”，但违反客观规律，事与愿违。今天我们振奋民族精神，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发扬科学和民主的精神。
振奋民族精神，再造中华民魂，关键是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要无愧于人民的重托，成为民族的灵魂。然而，现在有些“公仆”的“灵魂”却并不那么干净。也许是长年在基层工作吧，嘉兴市女副市长范巴陵深有感触：“现在社会风气不正，主要是某些干部作风不正带出来的。在下面，有的领导干部索贿受贿可以公开干，公款请客设宴可以天天不断，你怎么叫群众艰苦奋斗？”没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怎能有一个奋起的民族？
古今中外，任何一次改革，都要有一批矢志为改革献身的人。刘再复认为：“改革，不光要有智慧的力量，还要有意志的力量。要发扬鲁迅先生韧的战斗精神，下决心一辈子奋斗，即使前进的路上有坟墓，也要走过去！然而，现在立志为改革献身的，毕竟少了些！”
改革队伍本身素质不高，缺少一种崇高的心灵境界，正是当前改革步履维艰的重要内因。
但5000年古国，10亿人民，当此民族兴衰的关头，谁谓堂堂中国空无人？
是中华好儿女，就当昂然挺身，分担民族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