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声——几位知识分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话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心声
——几位知识分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话
　　本报记者　柏生
人们说，这次七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知识分子的人数显著增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参政议政中发挥了作用。但知识分子的内心中究竟还有些什么话呢？请听一下他们的心声。
新当选的人大代表、51岁的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训诂学家许嘉璐教授开门见山地说，我是知识界、教育界的代表，三句话不离本行，当前教育战线困难很多，教育经费短缺。那么，在现有物质条件下，怎么发展好教育事业呢？许嘉璐认为：表面看来，当前是资金短缺，技术与设备短缺，实际上，如果把智力素质也作为财富的话，真正短缺的应该说是高素质的劳动者。那么，整个教育战线就应以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为目标。所谓高素质的劳动者，包括上至学部委员，下至售货员、服务员和农民等各个层次的劳动者。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才观问题。过去总认为，只有升大学，成为科学家才是人才。这个观念不改变，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片面追求升学率就不可避免。
许嘉璐说：目前，国家开始对农村教育作战略性转移。确定中小城市以下学校的任务是为农村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样就免得千军万马涌向升大学这一座独木桥。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等大气候，必须自己努力创造小气候。换句话说，在各条战线、各个层次的学校工作的同志，都要有这点精神，把小气候创造好，反过来影响大气候。比如，现在几乎大、中、小、幼的教育经费都很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有作为，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要继续呼吁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各级领导对教育的认识；另一方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就不要等，要自己去创造条件。比如，我们有几千万中小学生，有那么多学校、那么多老师，目前，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改善教学条件，改善教师生活，现在国家拿出这点钱，也不能像撒芝麻一样，搞个“满天星”，每个学校给一点，这样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我以为，钱不应平均使用，而应拿出一部分资金搞一些关键环节。现在师资水平恶性循环，逐步下降。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转化为良性循环，使教育质量得到提高，我看，关键在于办好师范。
记者又提问，知识分子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热点”，您对此有何见解呢？
许嘉璐说，应该说知识分子问题是个全面性、长远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民的心目中，知识占什么地位，我们这个民族渴望求知的迫切性如何，我认为，知识是一切事业的后劲问题。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关键在于“观念”，不光是全民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在于领导的“观念”。“初级阶段”脑力劳动、复杂劳动的报酬本身就应该大于和高于体力劳动、简单劳动。“国穷”不是“初级阶段”的唯一特征，不能成为知识分子待遇低的借口。要让知识分子有起码的工作条件，不为柴米油盐发愁。我们应该把切实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问题列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紧迫感。
人大代表、在土壤农业化学领域颇有成就、曾获国际水稻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称号的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李金培说，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不要忘记10亿人民的吃饭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李金培认为，农业科技教育工作者，为发展我国农业科技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他们中许多人，无论是长年战斗在教学第一线，还是战斗在生产第一线，都是很辛苦的。目前他们的生活待遇却十分艰苦，农业教育科研经费一年比一年少，实验、实习经费不足，非常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现在报考高等院校的考生都不愿考农林，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不愿留在农林口工作，有一个“顺口溜”，说的是“跟着农业部，只能流汗水；跟着教育部，只能流泪水”。而老一辈的教授，由于缺乏助手、经费，工作、生活条件差，对专业也有“淡化”思想。
李金培说：目前，农业生产常受自然灾害影响，总产量经常有波动，而在品种和加工储藏等方面又很落后，如国家不重视对农业知识分子待遇条件的改善，不进行重点投资，农业教育科研的发展不仅落后于生产，更无法与国际竞争。
祖国大地哺育了李金培成长，李金培更加眷恋这块神圣的土地。他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工作期间，国外同行曾对李金培说：“中国条件差，像你这样有才华的科研人员到国外去，肯定会更有成就，更有前途。”对此，李金培回答说：“从个人来讲，到先进国家搞专业工作，生活条件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我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生，我应该为这块土地而献身。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科研是发展农业的关键，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农业的后劲在科学。我要在改革开放中为我国开发性农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政协委员、北京钢铁学院物理系教授、钢铁学院应用物理所副所长陈难先是曾获美国技术发明奖的优秀中年科学家。他说，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和怎么对待教育、科学、民主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过去，我们在对待科学与民主问题上，做过一些蠢事。现在呢，党和政府一再表示重视知识分子，但是，由于观念上不够全面，有些方法不对头，有时使问题适得其反。现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谈到这里，陈难先说，有人讲“观念”的不对头，有两种错误倾向，一叫“官本位观”，把知识分子的级别和行政干部套在一起，官总是少数，物以稀为贵，结果知识分子的复杂劳动被否定了；再一点叫“钱本位观”，现在对知识分子政策确实放宽了，在业余可以另谋生计，提高生活水平。但我认为，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脑力劳动的进一步否定，因为有些人以为知识分子的业余时间是在休息，脑力劳动是按钟点上下班的，实际大多数教学人员和基础科学工作者并不如此。分散精力将大大降低脑力劳动的质量。其实，你给知识分子多大官、多少钱，如果国家民主制度不健全起来，科学与教育事业得不到发展，知识分子问题都不算解决好了。因此，我认为，国家与人民的事业是第一位的，只有搞好国家与人民的事业，知识分子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好。
谈话到最后，陈难先说，我觉得一个人生活的价值在于奉献。当前，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把他的智力优势在改革开放中充分显示出来，创造性地工作。有了主观上的努力，客观条件上某些不利也可以转化为我们进取的催化剂。我认为，没有困难，就没有真正的成就和事业上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