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文艺体制改革的春天——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专题座谈侧记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呼唤文艺体制改革的春天
——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专题座谈侧记
本报记者　魏亚南　张大农
香山，玉兰花盛开，春意正浓。住在这里的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却在呼唤另一个春天——文艺体制改革的春天。
这里记述的就是有部分委员参加的一次专题座谈会。
会上，李默然第一个慷慨陈辞，毫不隐讳地把谈锋指向文化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弊端。他说：“有些剧场打着‘多功能’的幌子，实际上只剩下一种赚钱的功能了，挤得话剧、歌剧、儿童剧等没了地盘。有的艺术团体也将演出证出租，坐收渔利……”李默然对此种种现象表示疑虑之后，着意强调：对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要允许人们有不同观点，发表不同看法，不该动不动就扣上“阻碍改革”、“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者”的帽子。
身为“儿艺”院长的方掬芬，曾经遇到许多新矛盾。所幸的是，改革已初步使她从“山重水复”中得以解脱。这两年，儿童艺术剧院在演好儿童戏的同时，举办轻音乐会，以副养主。她的体会是：“改革不能坐等良辰美景，而应根据剧团实际尽力而为。”
程派艺术传人、中国京剧院演员李世济，近年来时常组班到外埠演出。在许多艺术表演团体厮守大都市、甘受观众冷落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不失为改革之举，然而却饱经了“一切向钱看”的苦恼。她说：“每次巡回演出，交费之高，交费之多难以想象。交了租场费，还要交电费、清洁费，连喝碗白水都要另行收费，加上旅费、运费，剧团可图之利不多，有时演出越多越赔钱。这种状况，不改怎么能行？”
李世济的发言，引起了老一辈文艺家陈荒煤对艺术人才的爱怜之心。他说：“文艺演出搞承包我不反对，但要注意爱护尖子人才，真正体现按劳取酬的原则。现在，一些剧团的承包主要靠名角、尖子卖座，把他们当成了摇钱树，一场接一场；不要说难以提高艺术水平，最后还会把我们的尖子人才身体搞垮。没有尖子人才，就没有高水平的艺术，为了挣钱，忽视爱护人才和培养人才，艺术就会毁灭。另外，承包也要体现多劳多得，主要演员应得到较高的报酬。”
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近来，一些歌星、影星外出组合演出，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少议论。对此，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她说：“本来在我们团是有规定的，演员要保证一年在团内演出90场。但是，团里的规定顶不住社会的引诱力，演员出外演出已经到了影响本团演出的地步，这就提出文艺改革要配套的问题。建议对社会组合演出加强管理，订出相应的制度和规定，迅速改变目前无人管理的状况。同时，还要制订演员聘任和流动制度，使演出团体有权辞退不信守合同的演员。”
邹德华，中央歌舞剧院的艺术指导，这位当年美国朱莉娅音乐学院毕业的歌剧艺术家，深谙国外剧院经营管理的奥秘。她呼吁有关方面将剧院经营管理视为一项专门职能，剧院的艺术领导、行政管理部门应各司其职。同时，剧院领导组成也应采用董事会的办法，实行任期制，并接受有关部门监督。虽然歌剧属于“阳春白雪”艺术，但她却说：“不要提这个团由国家包，那个不包。如果完全依赖国家，不搞竞争，是不利于多出戏、出好戏的。”
芭蕾舞演员白淑湘赞同道：“即使需要国家扶持的剧团，也要消除观念上的错觉，寻找自我发展的道路。”
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陈汝斌统率着一个百十号人的演员剧团，对于文艺团体过于臃肿问题感触良多。他说：“吃大锅饭，机构庞杂，人浮于事，成了长影发展的包袱。改革要对演出团体的旧体制大胆做手术，第一刀就要消肿，割掉痈疽。”
文化部老领导周巍峙负疚地说：“国家办艺术团体是50年代形成的，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也不发达。现在这个包袱越背越大，我们很抱歉。我建议借改革之机，狠狠地把这个历史包袱卸掉，以便轻装前进。”
会议主持人、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对于文艺改革似乎胸有成竹。他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积极推进文化团体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改革。我想，最重要的是改革‘一大（剧团规模过大）、二公（吃公家大锅饭）、三统（国家统管）、四包（国家统包）’的旧文艺体制。改革宜采取分散决策，从试点开始，逐步推开，务必做到积极、审慎、稳妥，不能搞‘一刀切’，不要一窝蜂，也不能搞一律化，依靠文艺团体从实际出发改起。不能把改革的目的误认为国家省几个钱，而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促进文艺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