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期而遇的采访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不期而遇的采访
本报记者 毕全忠
七届全国政协的最后一次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人民大会堂一楼的休息厅里坐满了人。
两位中年男子走了过来，就在我面前这张桌子边坐下。我认出穿深蓝色西服的是王锡爵，另一位穿浅咖啡色西服，年岁较大，却不认识。他一坐下，便向旁边那张桌子招呼：“大维，过来坐！”旁桌穿深灰色条纹西服的李大维走了过来。他们三人亲热地交谈起来了。这时，我看到了穿浅咖啡色衣服那位委员胸前出席证上的名字：韦大卫。
我冒昧地打断了他们的交谈，作了自我介绍后说：“请问你们都在航空界工作吧？”韦大卫说：“我和王锡爵在民航工作”。李大维说：“我在空军工作”，他指着韦大卫说：“他1956年就回来了。”我转向韦大卫：“韦先生，您最早回来，可是很少听到您的消息呀！”他说：“我除在民航任职外，现在主要在民革中央工作，担任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我年纪大了，主要靠他们。”他指指王、李二位。我问他们：“这次会开得怎样？”韦大卫说：“我是第一次参加政协，感到这次会很民主。民主建设也要一步一步来，不能太着急。”我转向李大维：“青联组更活跃吧？”他说：“很活跃，畅所欲言。”
李大维坐不住，被别人叫走了。我问王锡爵：“王先生，您看民航的工作怎样？”他用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回答说：“我们民航最大的优点是安全，几十年来很少出事，这在全世界是少有的。虽然今年初西南航空公司掉了一架飞机，但整个来说，跟国外比，跟火车、汽车等交通比，我们民航是最安全的。”谈到存在的问题，他说：“主要是钱不够，配套设备更新跟不上。”谈到管理体制，他说：“管理体制太死，缺乏商业经营思想，下面自主权太小。现在开始改革了，情况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