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的思想提高一步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把我的思想提高一步
苗培时
二年来，我写了不少的东西，这些作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些篇，也配合了党的当前的政治宣传，起过一点好作用，在群众中有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同志们都说我写的东西思想性和艺术性低；甚至有一部分是劣等货，很多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过去对于这些意见，是不能够老老实实地接受的。因为我觉得写了总比不写好，劣等货总比没有货色强。这样，我就沾沾自喜，很满足于自己的一点成绩。这次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一开始，听了胡乔木同志的动员报告，他把文艺创作上的怠工和粗制滥造，作为一种极端恶劣的、不能容忍的现象，尖锐地提出来，号召大家彻底地整顿改造。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根据文件的精神，我把我写的一些东西检查了一下，做了反省。
我的作品中，有很多都是浮光掠影地碰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以赶任务为藉口“赶”出来的。至于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如何，对人民有多大的教育意义，我想得很少，就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时时刻刻地考虑自己所写的东西的思想性的问题；反正“赶”了出来，拿出去就算了。对于自己所写的事并不十分熟悉，对于自己所写的人物缺乏热情和认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泉源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自然形态的文学和艺术，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加工过程即创作过程，这样地把原料与生产，把研究过程与创作过程统一起来。”可是我的写作态度，却正与之相反，而是马恒昌来了，“赶”马恒昌，刘英源来了，“赶”刘英源，李顺达来了，“赶”李顺达。我的作品，应该说是粗制滥造出来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低。
思想性，这是文艺作品的灵魂。只有思想性高的作品——能够真实地、生动地反映生活，体现党的政策的作品，才能够普遍深入地教育广大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对普及的通俗文艺作品来说，正因为它在形式上容易为群众所接受，它要直接送到群众的手中去，就更不能降低对它的思想性的要求。否则，把一些内容肤浅的、粗制滥造的东西供给人民，对人民不但没有丝毫好处，而且是有害处的。以此来检查我的作品，那就很明显，我是没有满足人民这种起码的需要的。在我写的许多歌颂劳动模范的故事中（如关于赵占魁、李凤莲……等人的快板），短篇小说中（如“好班长”、“王贤传”、“矿工起义”……等），我都是很肤浅地把表面的事实和人物的活动交代了一下。我没有更深入地把客观事实和人物的思想本质——灵魂发掘出来，我只简单地把这些人物所做的事情，潦草地轻描淡写地往纸上一画；但这些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在我的故事中，是很难给读者一个圆满的答案的。这样，我所描写的就只是种种现象——战士们的勇敢杀敌，工人们的积极生产，而不能说明这种行为的意义，和它们所存在的普遍真理。所以我的歌颂就常常落了空，好像只是为了歌颂而歌颂；这种歌颂又有什么用处、什么效果呢？像这样思想性低的作品，就是可有可无的，不能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所以要用作品教育人民，最根本的还是要真正理解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塑造他们真正的英雄形象，表现他们所具有的时代的先进的思想
是为人民服务、爱祖国、爱人民，合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的原则的。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的作品，才能圆满地完成提高人民思想的工作。这就要求我必须把我的思想再提高一步。
我的作品所以思想性不高，也由于我还有单纯地追求形式的倾向。我常常说：写东西要语言通俗，要做到散文能说，韵文能唱；认识字的看得懂，不认识字的听得懂。一般地这样说，并没有错误。问题在于我只是单纯地讲求音、腔、字句，并迁就某些群众落后趣味与意识。这样就使我在运用旧形式的时候，不但不能突破旧形式，反而忽略了思想内容，作了旧形式的俘虏。像我写的鼓词“赵亨德大闹正太路”，在描写敌我战争的场面上，我就毫无立场地、客观主义地，搬用了一些陈词滥调，把我们解放军的伟大形象歪曲了。这篇东西是一九四五年我在太行区的时候写的，写完了拿给艺人去表演，艺人在描写战争的场面上，加了一些“……童子就把观音拜，二郎担水赶一程。这一个老树盘根玩得好，那一个白猿偷桃耍得精……”的旧句子，很受听众的欢迎。于是我就毫无批判地把这些句子接受下来了。当在太行山印简本的时候，负责审查的同志，已经把这些不伦不类的句子删掉，但到了北京，我有了编“新曲艺丛书”的机会，能把“赵亨德大闹正太路”的全本印出来，我就又把这些句子原封不动地给加上了。从这个具体的事实上，就可以说明我是怎样地留恋旧的感情与趣味，也说明我在工作中缺乏纪律性。我平日对于政治的学习不够，了解党的政策不深，我的政治水平与思想水平都是很低的。
在写作的态度上，我为什么犯了粗制滥造的毛病？这和我有意无意的“为普及而普及”的观点相联系的。我认为封建文艺阵地是那样的广大而深入，我们新的作品——群众看得懂，听得懂的作品那样少；因此，我就到处提倡“无害论”——就是说作品没大问题，只要比那些老东西稍好（其实不一定好）就可以了。这样无形中我就把对于艺术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要求降低了。对旁人要求这样，对自己要求更是这样。
为了给粗制滥造的写作态度打掩护，我常说：不怕！我虽然写得粗糙点，可是我是赶了任务的啊。用“赶任务”原谅了我自己，也同样地原谅了别人。当然，一个文艺工作者，能够赶任务，完成一定时间的向群众宣传教育的工作，应该说是一种光荣的责任。但以赶任务做挡箭牌，好像自己就有了写坏作品的权利，那就是对群众不负责任，失掉了党的立场。
两年来，我还在很多的工作中，和文艺界的某些同志闹对立，合不来，有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的情绪；妨碍我向文艺界的先进们学习，使我不能和党外或党内的同志们合作。谈得来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同志；就是在几个所谓合得来的同志之间，也没有
（也不可能）建立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严肃的政治生活，而是发展了庸俗的互相恭维的恶劣作风。对于和我共同工作的同志写的作品，很少有（甚至从来没有）提出过批评的意见。当别人提出了批评，我虽然也知道很对，但当和被批评的同志见了面，不是告诉他应该注意他的错误，而是说些无原则的话，原谅了他的错误。这样，在我们中间，就不可能展开正常的文艺思想的斗争。有时候，爱护我的同志告诉我，希望我深入生活，精心结构，写些对人民有教育意义的东西。这些意见是对的，是宝贵的，可是我很少考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在我们的编辑工作中，我明明知道，有的同志对待作品的纯技术观点已经在发展，但我很少提出反对的意见来。这正像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中说的：“因为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发生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与亲热，或轻描淡写的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存一团和气。结果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
在许多自己能够说话的会上，我常常向听众们表示：我在文艺界“不入流”，在新闻界是“半个记者”。说这话并不是表示自己虚心，却正是觉得自己在普及工作中有成绩，有功劳。你们不承认我，我自己承认我；你们不承认我，我更不承认你们。因为你们写的作品，你们觉得是提高的，实际上群众不能接受，群众不买，假若说有销路的话，也不过大部分都是图书馆买去的。反过来看看我写的呢，你们不是认为艺术性低吗，但比你们卖得多呀。——我就是这样想的。
当给工人、学生们讲课时，若有人问我看什么文艺刊物，我就说：看“说说唱唱”，其余的好像都不必要看。若有人问我提高与普及的关系时，我就说：“我们大家不要管那些所谓提高；别看今天还有一部分人欢迎他们的提高，只要我们努力做普及工作，把毛主席的文艺方向执行好，请看十年、二十年后，到底是谁家的文艺天下。”实际上这是把普及工作与提高工作截然分开了，根本否认了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只要普及而不要提高的思想，正是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对于文艺普及工作的指示的。
因为我带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的情绪，来从事文艺工作，就发展到对于某一些同志也有了很深的成见。总以为别人都是口头上说为工农兵，实际上都不是为工农兵的。真正为工农兵的好像只有自己，或者只有自己承认的一小群人。
我为什么发展了这样的严重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呢？一切客观的原因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虽说在老解放区住了好久，也经过整风学习，但在思想上并没有认真地彻底地改造自己。这样，在一定的时候，一碰见一些具体问题，我就不能很好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处理，反而闹小地盘，小圈圈，一切从个人的名誉地位出发，逞自己的“英雄”。这样我就不能很好地运用文艺武器，很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经过了这次整风学习，我更进一步地认识了我自己。我对于文艺其实并没有什么认识，我的路是走得不对的。今后，我要老老实实地做个小学生，从头学习，经常地认真地学习党的政策，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深入到群众的斗争中去，取得创作的泉源，把我的思想提高一步，写一些有思想性的真正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出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原载一九五二年第一号“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