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
方之光
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初期农民与地主两个对立的阶级发起的前后衔接的两次运动。
对于这两次运动的关系，史学界传统的看法是：洋务运动是镇压太平天国的“罪恶产物”，它们是“完全联系不起来”“根本不同的两码事，没有共同之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欠妥当的，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必要。在这篇短文中，笔者试图从当时历史条件的具体史实出发，对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的关系作一重新探讨，以求正于史学界同志。
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都是在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从政治上看，它们之间无疑存在着对立的一面。
太平天国运动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原有矛盾激化的产物。尽管它基本上还是古代农民战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却明显地带有近代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太平天国农民领袖继承古代农民起义的优秀传统，于1853年颁布了以平分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天朝田亩制度》，把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推向一个高峰；又顺应了历史潮流，于1859年颁布了近代史上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政治纲领——《资政新篇》，揭开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序幕。
洋务运动比太平天国整整晚十年。它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开始时，它主要是为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需要而产生的，明显地具有对内镇压革命、对外妥协投降的性质。事实上，洋务派不仅是“借洋兵助剿”镇压革命的始作俑者，而且在开始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靖内寇”。因此，否认它们之间在阶级内容上有对立的一面，甚至把它们都视为爱国运动，显然是不正确的。
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除了镇压革命的一面外，确实也包含着“御外侮”，即抵御外国侵略的另一面。当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洋务派一方面继续推行“联各国之好”的妥协的对外方针，另一方面则加快了“资取西洋长技”、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步伐，使中国“军实渐强，人材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能战，转贫弱而为富强”（《洋务运动》第1册，第54页），以达到抵御侵略的“自强”目的，可见，洋务派“御外侮”的目的日益明显。因此，完全否认当时洋务派与侵略者之间还存在着矛盾的客观事实，也不能认为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除了在政治上有对立的一面外，从经济上看，也明显地存在着内在联系和若干共同之处。这种联系和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师夷长技”和“御外侮”两个方面。这可以从《资政新篇》与洋务运动的比较中加以说明。
《资政新篇》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建立资本主义雇佣的生产关系，并“要向西邦学习邦法”——政治制度，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以达到与“番人并雄”的目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个近代化救国方案。它不仅远远超过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而且比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类似方案还要早二十年。事实上，1860年，太平天国攻占苏、浙两省后，洪仁玕曾计划在上海购买20艘外国轮船。李秀成也买过轮船、洋枪、洋炮。太平军还在吴淞办了一个铸造厂，仿造洋枪洋炮。这说明太平天国后期在战争环境里，已经开始购制洋枪、洋炮和轮船的军事近代化活动，把《资政新篇》的部分内容付之于行动。这与洋务运动开始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几乎是同时的。可见，在中国实现军事近代化道路上，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是殊途同归，具有明显的共同之处。只是洋务派镇压了这场革命，致使太平天国较全面地实现《资政新篇》中的近代化计划遭到了扼杀。但是，《资政新篇》对洋务派乃至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深远影响，还是十分明显地存在的。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第一个提出“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口号，魏源加以系统化，把这一口号概括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反对，这个口号并未付诸行动。经过太平天国对封建势力的扫荡，洋务派借此登上历史舞台，把“师夷长技”的口号付之于实践，以挽救和维护封建统治。太平天国主张向西方学习，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封建统治，这与洋务派的目的是互相对立的。但是，在向西方学习、使中国逐步近代化方面，两者无疑存在着明显的共同之处。
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长技”，还用于反侵略的斗争。在太平天国后期，当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革命时，洪秀全就号召太平军“当人人奋勇与敌人及其番鬼同盟作战”（《华北先驱报》第671号），顽强地展开了反侵略斗争。1 864年天京失陷，李秀成在被俘后写的《自述》，还建议曾国藩在香港、广东购买西方枪炮，要他“防鬼反为先”。对此，曾国藩批了“此条可采”四字，表示接受。这充分说明：洋务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确具有“御外侮”的目的。事实上，早在1862年，曾国藩曾抵制“常胜军”进攻天京的建议，以致英国公使普鲁斯心怀忌恨地说：“在中国，曾国藩可能是本世纪内我们的一个可怕而又有力的对手。”（《普鲁斯致罗塞尔》，1862年7月24日）左宗棠更具有强烈的“御外侮”思想，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他才创办福建船政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运用购制的西洋武器，粉碎了沙俄吞并新疆的罪恶阴谋，收复了祖国的神圣领土。李鸿章虽然对外一味妥协，但他在1862年也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朋僚函稿》第4册，第17页）。1875年他筹建中国近代海军，目的“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洋务运动》第2册，第498页）。洋务派不同程度上都具有“御外侮”的思想和行动，这是无法完全否认的客观历史事实。
太平天国失败后不久，随着西方列强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加剧了对中国边疆的侵略，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洋务派由“昔以靖内变为先务”，转而采取“今以御外侮为要图”（薛福成《出使奏疏》，上，第52页），是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的。
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为什么会有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呢。我认为这是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起，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开始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产者按照自己的面貌，强迫中国“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两个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势必要在言论和行动上回答这个时代提出的严峻课题。他们在设计挽救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时，不约而同地都把后者，即不同程度上“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作为解救民族危亡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林则徐、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与洪秀全、洪仁玕等，都把向西方学习“长技”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急务。由此可见，中国走资本主义的近代化道路，已经成为那时不以任何阶级和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的趋向各有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这就构成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共同之处。
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客观上为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扫除了障碍。洋务派引进西方近代生产力，主观上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挽救与维持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是，它在客观上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近代工业的序幕。这就是相反相成的历史辩证法。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看，洋务运动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和正当性。当然，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诞生并要求发展时，洋务派仍然固守“中体西用”的桎梏，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其丧失了前期的若干历史进步性，向反面转化，最终陷入必然失败的命运。
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时，曾两次揭示了他和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即“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我认为，这个思想也适用于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时代赋予太平天国的历史任务是反封建反侵略，为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准备条件。这个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就被洋务派绞杀了。绞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洋务派，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客观上则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资政新篇》的部分内容，不自觉地充当了太平天国遗嘱的执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正是通过洋务运动部分地歪曲地反映出来的。我肯定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近代生产力方面的历史正当性与进步性，也正是为了肯定太平天国打击和改造封建统治者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当然，对洋务派对内血腥镇压革命、对外妥协投降的历史事实，也没有必要为它们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