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在于深化改革——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谈教育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希望在于深化改革
——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谈教育
本报记者 毕全忠
教育问题是这次政协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记者采访过的委员，都对教育问题发表见解。
教育缺乏动力状况要改变
我国教育确有不少令人心忧的问题，委员们列举了不少。基础教育仍很薄弱，并有进一步衰弱的趋势，集中反映在人们普遍不愿当教师上。千家驹委员指出：教师仍未成为最受人尊敬、最令人羡慕的职业。陈涵奎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说，近几年上海市高中毕业生第一志愿报考师范的仅占1／10，而且大多是感到考其他学校把握不大的。青少年学生中，“知识无用”、“知识不值钱”的思想已再次抬头，不少学生厌倦学习，很多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基础教育的弱化产生的社会效应是社会道德水准、文明程度下降，引起不少社会问题。高等教育也缺乏动力和活力。陈涵奎委员说：“大学生中学习不努力、考试作弊等现象非常普遍。不少教师评上高级职称后就不大愿意教课，给学生送分数的也不少。认真工作、有所作为的教师只占1／3，他们是凭良心、凭觉悟工作。”金开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同意这一分析。他补充说：认真工作的教师也是凭习惯。
商品经济发展催促教育改革
教育缺乏活力、存在令人心忧的问题，也与目前教育体制上的弊病有关。要“解忧”，必须深化改革。这方面，政协委员们发表了不少意见，并存在着分歧。
张世勋委员（广州大学校长）说：“现在明确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环境，教育就要以自身的改革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位委员说，“现在可以感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催促着教育改革的步伐。”
商品经济怎样影响教育、要求教育如何适应它呢？张世勋委员说：“商品经济的三个主要规律：价值规律、市场调节规律、竞争规律都在影响着教育，要求教育适应这些规律。”丁石孙委员（北京大学校长）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出现劳务市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由劳务市场来调节。”
委员们指出，最大的不适应是目前教育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有的委员说：现在实际上是国家教委在当很多大学的校长。
高景德委员（清华大学校长）说：现在对高等学校管得很死，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过去的一套，学校很难建立起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有效机制，要作大的改革。他建议：国家对学校只管下达经费和培养人才的规格水平，其他如人员编制、工资待遇、职称比例、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招生数量等由学校自己决定，让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办出自己的特色。张世勋委员也持同样主张。教育界有人提出，把学校的所有权和办学权分离，所有权归政府主管部门或其他校产所有者，办学权给学校。这一主张得到一些政协委员的赞同。蔡光天委员（上海前进业余进修学院院长）说，他的学院就已经这样做了，效果很好，主动适应的能力很强。
对学校开展“有偿服务”意见不同
在办学问题上，学校开展“有偿服务”的问题是政协委员们讨论最热烈、也最有分歧的一个问题。一种意见是反对。理由是：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生活待遇应当靠国家增加经费，不能靠教师去有偿服务，有偿服务会影响教学工作，对学生也会产生“向钱看”的不良影响。第二种意见是有条件地同意。以高景德委员为代表，他主张开展有偿服务应以下列条件为前提：国家应当大大增加教育经费，增加教师的工资，在这些前提下，一些学校开展一些有偿服务是可以的。第三种意见是赞成开展有偿服务，认为这是目前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的有效办法，不少学校也有这个力量，不会影响教学质量。持这种意见的以管梅谷委员（山东师范大学校长）为代表。
会上发言是各说各的，在这种情况下，刘忠德委员以国家教委副主任的身份与委员们对话，发表自己对“有偿服务”的见解。
他认为提出开展有偿服务总的说来是要放宽政策，是关心教师的生活；要从“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教育”这个方针来看待有偿服务，开展有偿服务既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又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根本道路是国家增加经费、改革调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提高知识分子工资。但开展有偿服务也是必要的、有效的办法；有偿服务要结合学校学科特点，多层次进行，要有一套符合教育规律的管理办法。刘忠德委员说，现在已有开展有偿服务成功的学校，据对36所去年开展有偿服务的学校的调查，这些学校有偿服务的收入，相当于它们计划内预算收入的97％，共6.9亿元，相当可观，并且未出现大的问题。
刘忠德委员的见解应当说是较公允的。但有偿服务涉及的面很宽，需解决的问题不少，政协委员们的意见仍未完全一致。这段“公案”看来还有待通过实践来解决。
希望多进行协商对话
政协委员这次对教育的讨论既认真又热烈，但也感到有缺憾。很明显，他们是对国家的教育决策发表意见，主要是要跟决策者进行协商对话。例如教育经费的安排，委员们有意见，需要跟政府中计划、财政的决策者协商对话。决策者自有作出决策的根据，也需要让政协委员们了解，同他们协商对话。这次除国家教委的几位副主任同委员们作过对话、协商外，其余时间都只是委员们自己在谈意见，没有协商的对象。他们感到这是个缺点。
金开诚委员说：“像现在这样开会，也不能说是协商，因为没有对象，没有人同你交换意见。”委员们希望进一步改进协商的方式，增加同决策者的直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