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末代皇帝》说到《红高粱》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从《末代皇帝》说到《红高粱》
　　李彤
《末代皇帝》获奥斯卡奖9项金奖的消息，引来国人的关注和纷纷议论。我以为，对此固然无须喜形于色（因为我国是协拍而非合拍，为人家的作品提供场地和劳务而已），却也大可不必忧心忡忡。
编剧——在宏大的历史画卷中点缀着生动的工笔细节；导演——在开阖张弛的驾驭中显示出聪慧和深沉；摄影——在镜头的推拉摇移和用光上无处不见纯熟的技巧……初看《末代皇帝》，暗叹大家手笔。过后一想，似觉雾里看花，似觉在听人讲一个关于中国的梦，那溥仪那皇宫那监狱乃至那红卫兵都好像一下子与我拉开了距离。后来想明白了一点，首先意大利导演贝托卢奇根本没有追求纪实性，他说：“我并不想努力把这部影片拍成一部历史文献，历史事件只是在想象的折光下才使我感兴趣。”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在追求写意性或表现性吧？其次，他既然要表现，便必是以西方人的视点和思维方式来表现，从西方文化去观照东方文化。本来在我们身边发出的光，绕过半个地球再折射回来，所呈图像自然显得遥远了。
贝托卢奇了解不了解中国？难说。他为拍中国题材的影片等待了20年，从初访中国到1986年实拍，又用去3年。“在3年中发现中国，这时间不算长。”他显然是驾轻就熟地拈起自己的西方文化武器，去比附本属生疏的中国文化，因而发现了自己独特的兴趣点，作出些大出中国人意表的判断。比如他运用弗洛依德的理论去说明小皇帝与其父的关系；他从中国人对性的掩饰发现“孔夫子道德与天主教道德有共同点”；他从我们对战犯的改造中想到了“人之初，性本善”，因而认为那政策“既是共产主义的，又是孔夫子的”。即使他的理解有不确切处，不也具有认识价值，可以使我们从一个陌生的视角来审视周围熟悉的一切吗？就算他还不了解中国，但庐山中人，芝兰之室中人，难道应该拒绝旁观者的指点吗？你看他认为溥仪无论在紫禁城还是在监狱，几乎当了一辈子囚犯，直到特赦成为一个和所有人一样的公民，才平生第一次得到解放——改变他内心的是自由。你看影片结尾溥仪从“现代造神”的街头重回故宫，面对宝殿龙床苦思不解。那认识和这结尾，不是都相当深刻甚至绝妙吗？
贝托卢奇曾有预感：“我想中国人看了我的电影以后会笑起来。”他没想到的是，有的中国人会愤怒起来，“丑化！”“歪曲！”直至呼吁禁演，令人想起他的同胞同行安东尼奥尼当年在中国惹出的麻烦（拍摄权和文物保护是另一个问题，姑不论）。看来东西方文化真要交流起来也不容易。我们对西方了解几何就不说了，单说对中国下了那么大功夫的贝托卢奇辈，他们能理解我们这种唯恐被“丑化”的心态及其根源么？
在西柏林电影节上，有位西方影评家说：贝托卢奇也要向张艺谋学习。学什么？言之不详。贝托卢奇说，他在讲
“一个历史、政治、道德的寓言”；张艺谋说，《红高粱》是一个现代神话（或传奇）。一个寓言，一个神话，都注入了强烈的主观色彩。我以为，《末代皇帝》是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半是观察，半是臆测；《红高粱》是中国人心里的中国人，半是追怀，半是前瞻。若论电影语言或技法，两部获奖影片应该说各有所长，或者说互有值得学习处。而贝托卢奇真正需要学习却终于学不去的，是《红高粱》所透射出来的那种地地道道的民族精神。还不止是手法上的民族风格，更难的是那种血脉上传下来的、黄土里长出来的精神风骨。“中国人就该是这样的——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中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里透出作人的自在和快乐。”这样一种精神的“拍摄权”不怕出让，让给外国人，他拍得出来吗？外国人拍不出来，外国人却很容易理解，《红高粱》所走的这条路，我以为就是东方文化走向西方，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终南捷径。若把《末代皇帝》也作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标志则纯属误会，它处在交流的彼岸，说明世界正瞩目中国。它无助于增加中国电影界的光荣感，却应使中国各界人士振奋其责任感和自信心。《红高粱》和《末代皇帝》，似乎正代表了东西方文化互相接近这大趋势中的双方，它们的交流乃至碰撞，都是大好事。
外国人看着中国，中国人该怎么办？与其关了窗子不让人家看（当然自己也看不见外边了），何如打开窗子干出个样儿来给他们看看？看罢《末代皇帝》，该照着《红高粱》的样儿干了。